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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短文《人间正道“共”有制——红豆集团引发的启示和建议》刊出后,受到一些朋友点赞。也有一些朋友询问,为什么说是“共”是人间正道 。为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结合去年笔者写的一篇文章《社会主义新论》中的观点,对红豆集团“共”的特征作一分析。
一.“共”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
当社会成为一种“主义”,意味着社会是天下人的社会,是天下每一个人的社会。也就是人民当家做做主的社会。这或许是社会主义最宽泛的理解。既然社会主义社会是天下人的社会,因而社会性就成为社会主义的核心要义。社会性的关键词是“共”。包括共有、共商、共治、共言、共享等内容。“共”也因此成为社会主义基本特征。
(一) 共有
共有也就是社会所有。这里说的社会,宏观上可以是全体人民,即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所有。宪法宣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通过赋权让他人代表,还是人民直接掌握权力,这有很大区别。人民通过赋权让他人代表,需要通过一整套科学的制度设计,以准确反映人民的意愿。也就是说,权力属于人民,需要建立行之有效的制度架构保障人民赋予的权力不能滥用。如果这一问题不解决,权力属于人民不能够落实,意味着社会所有不能落实,意味着天下每个人社会并没有实现。
社会所有也可以从经济上分析。微观考察,对一个企业而言,社会所有意味着真正把企业职工作为企业主人落到实处。任正非全员持股的华为公司可以看作是社会所有的一个类型。笔者曾经工作的浙江温岭市,上个世纪80年代初探索出的股份合作制模式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股份合作制无疑也含有丰富的社会主义因素,也是一种社会所有的形式。红豆集团通过公司上市,对集团高级人才开放股权,生产经营骨干可以参股成为股东,这样一些做法提升了企业社会性质,同样是社会所有的一种类型。
(二) 共商
大家的事,需要大家商量,众人的事需要众人讨论,国家的事,需要每个公民参与其中。共商的含义是每个人都能够积极有序地参与国家、社会和涉及自身利益问题的讨论。共商,小到社区共治,企业治理,大到国家治理,都需要遵循基本原则。这包括不同利益机构的博弈,通过民主形式产生共商的代表,在平等交流前提下遵循认可的议事规则进行参政议政,科学的共商程序,等等。这其中任何一个要素变化都可能影响共商的结果。
(三) 共治
天下社会,社会是天下每个人的。因而,需要调动天下人参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社区治理和企业治理的积极性。需要设计天下每一个人能够积极参与的方法和形式。以企业治理而言,无论什么所有制形式,重要的是企业股东、企业管理者和企业员工,能否通过有效途径参与企业的治理。虽然各自角色不同,参与治理的职责、内容也有所不同。
(四) 共言
现代社会,每个群体都是独立的个人,都需要能够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志。因为每一个人作为社会一份子,都有着自己的利益,有着自己的价值观。因而能否建立一个健全完善的利益表达和利益诉求机制,直接关乎到共言能否实现。
(五) 共享
财富需要共享。社会创造的财富,应当由社会每一个人分享。每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不同,分享的财富应有所不同。如何让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公平地分享社会财富,这是一门很复杂的学问。对企业来说,重要的是生产要素不同的所有者,特别是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劳动者都能够公平地根据要素投入不同获取相应的报酬。
财富能否公平地共享,是衡量真假社会主义的试金石。
二.红豆集团的做法
2020年7月28日,中共无锡市委常委、市总工会主席陈德荣代表江苏省总工会为红豆集团工会授牌“2019年度江苏省企事业工会劳动保护工作示范工会”。
对一个企业而言,能否把“共”作为企业发展的基本特征,实际是衡量企业社会主义性质的基本标准。而这与企业所有制性质无关。什么意思,即使是国有制企业,属于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重要内容,但按照笔者新社会主义观点看,如果不能够把“共”作为基本特征,也不能说就天然具有社会主义性质。
可以从共有、共商、共治、共言、共享五方面对红豆集团作一个系统分析:
(一)共有
体现红豆集团的共有内容很多。红豆集团目前已有红豆股份、通用股份和红豆杉生物三家上市挂牌企业。三家上市公司意味着企业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社会所有公司。多年来,红豆设立参股入股制度,对集团高级人才开放股权,生产经营骨干可以参股入股成为股东。这样一些开放型做法,激发了企业员工活力,提升了企业社会性质。
红豆的“共有”有着鲜明的自身特色。把员工当成家人”,红豆内部和谐的劳动关系一直备受肯定。多年以来,红豆集团实施“四铸四有”工程,即在“铸魂”中让产业工人政治有方向,在“铸匠”中让产业工人事业有希望,在“铸爱”中让产业工人生活有保障,在“铸家”中让产业工人情绪有释放。例如,红豆集团在关爱身心健康中“铸家”,注重与职工结成精神文化利益共同体,畅通诉求表达渠道,突出健康服务,职工心理安抚及时。设立职工心理咨询疏导室,与专业机构合作,定期组织职工健康体检,全方位保障职工身心健康,等等。
(二)共商
大家的事,需要大家商量,众人的事需要众人讨论。红豆的共商,主要体现在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工会组织发挥作用。例如,突出渠道拓展,上下沟通顺畅无阻。集团专门设置了“书记总裁信箱”“工会信箱”,其中“书记总裁信箱”定人定期开箱,信件只能由集团党委书记拆阅。信箱的规范设置和运行,让职工充分感受到了集团对职工个人的尊重。5年来,集团未发生一起上访事件。
(三)共治
企业的共治,重要的是充分发挥劳动者聪明才智和工作积极性。在这方面,红豆集团始终坚持落实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构建集团、一级子公司、三级企业、生产车间“四位一体”的民主管理机制,形成共建共管共守的全员安全保障体系,有效维护了职工权益。例如,在劳动保护方面,优化产业工人参与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的工作机制出台《关于设立安全环保监督员岗位的决定》,开展安全监督员“红袖标”行动,400余名一线产业工人参与到企业安全生产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形成共建共管共守的全员安全保障体系。行动中发现的安全隐患整改率接近100%,有力维护了产业工人安全健康。
多年来,红豆集团率先创新机制、搭建平台,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充分给予了产业工人出彩的机会。全国劳模、省劳模和市劳模遍布红豆各层级,形成了一支劳模梯队,激发出更多员工的创新创业热情,使企业焕发出生机。
(四)共言
红豆集团坚持落实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使企业员工的声音能够通过多种途径得以表达。例如创立的“回音壁”民主沟通制度,员工对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意见和建议通过回音壁留言板得以表达,企业管理部门及时给予回应和反馈,使企业的职工心声、情感抒发,通过这一发声渠道得以展现。
(五)共享
红豆集团倡导八方共赢理念,特别是与员工、社会共享,使这一体现社会主义特征内容得到较为充分体现。
与员工共享。在关爱职工方面努力让职工共享企业发展成果。一是保障好薪资福利。集团建立工资逐年递增机制,确保一线职工经济收入“两个不低于”(不低于无锡纺织行业和周边企业平均薪资水平)。为全体一线职工提供食宿补贴,并建造了20幢宿舍楼,确保每一名红豆职工住有所居。二是帮扶好困难职工。成立红豆职工慈善基金,至今已救助困难职工700多名,资助款总计825万元。同时,集团对所有职工实施新婚、生育、乔迁、住院、丧事“五必到”走访慰问,近5年走访慰问职工家庭2731户。
与社会共享。红豆集团热心公益事业,将履行社会责任作为企业应尽的义务。目前,红豆集团对外捐款捐物已超3亿元。红豆集团在保持企业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尽力安置就业、交缴税收,帮扶周边村镇经济发展。红豆集团现有本部员工近3万名,间接带动外地园区、工厂、外协单位就业员工近10万人,其中一半以上来自各地农村,80后、90后员工超过90%。红豆集团所在地东港镇,70%的家庭有人在红豆上班,30%的家庭全家人都是红豆员工。使当地农民在城镇化过程中实现了稳定就业、稳定收入、稳定保障,不仅有力推动了当地城镇化进程和质量,而且使上楼进城的农民有了生产生活的新平台。
一个小插曲:笔者2020年12月3号晚上10点多到了无锡。当天晚上到高铁站接站的是红豆集团年龄大约50多岁郑师傅。从机场到居住的地一路聊天。得知这个郑师傅来自安徽广德县,到红豆集团工作已经有二十多年,在东港镇也有一套140多平方米的房子。他自己的孩子和侄女大学毕业后也都来到红豆集团工作。也许是聊天投机,他热情邀请我到他家做客。由于红豆集团有安排,也确实没有时间去吃他的饭,但通过和他一路聊天,感受到郑师傅对红豆企业满满的热爱,感受到郑师傅把红豆当作自己的家。
 
正是上述五方面的“共”与红豆八方“共”赢融合,使得红豆“共”的特征十分鲜明,而这个“共”的鲜明特征,正是红豆集团社会主义企业性质的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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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剑

陈 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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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现代化研究专家,人口学家,社会学者,政治学者。 1957年3月出生,安徽芜湖人。1982年毕业于安徽大学经济系,1986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先后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工作。1997年7月调入北京,先后担任北京市人民政府研究室副主任、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等职。 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首席专家,中国改革20人论坛执行主任,全国工商联参政议政委员,北京市委讲师团专家组成员,北京交通大学等多所大学兼职教授。 出版著作3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500余篇。一些专著、论文和决策咨询文章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 2015年以来主要著作:主编《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解读》、专著《中国生育革命记实(1978-1991)》(2015)、专著《国家重构-中国全方位改革路线图 》(2015)、主编《北京协商民主的理论与实践》、主编《建设常态现代国家——中国改革报告2015》(2015)、主编《京张冬奥发展报告2016》、主编《中国公民读本》(2016)、主编《京张历史文化及当代发展》(2017),主编《中国新的社会阶层研究》(2017),主编《解码京津冀——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报告》(2018),《中国基层协商》(2018)等。 在现代化、经济体制改革、区域经济(京津冀、长三角等)、人口研究、奥运经济和协商民主等领域的研究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研究领域也涉及传统文化、社会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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