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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陈方案与北京城第一版规划编制与实施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同年5月,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即宣告成立。专门负责城市规划编制工作.并由叶剑英市长兼任主任。著名的建筑专家梁思成被任命为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开始筹划首都未来建设大计。

梁思成(1901年4月20日—1972年1月9日),籍贯广东新会,生于日本东京,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保护,是建筑历史学家、建筑教育家和建筑师。梁思成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1948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等作品的设计。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自即日起北平重新更名为为北京,并确定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一.第一版规划讨论的内容

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当时中国在外交上采取一边倒路线,中国成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部分,因而向苏联学习,邀请苏联专家作为规划的指导就成为势所必然。1949年刘少奇访问苏联,提出请斯大林派专家帮搞市政建设。苏联派出了以莫斯科市苏维埃副主席阿布拉莫夫为团长,多方面专家组成的17人代表团。其中有建筑、水利、下水道、道路方面的专家。当年9月苏联人来到北京,成为首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外方专家。留学欧美的梁思成,留学日本的南京中央大学教授陈占祥,以及朱兆雪、赵冬日、华揽洪等一些中国著名的规划师参与了规划方案的编制。这个规划奠定了北京城市的骨架和基础。特别是两方面内容引人注目。一个是水源问题,有人说北京不缺水,每年下的雨就足够养活北京了。颐和园周围有很多泉水,从西山渗到地下,流到平原就喷出来了,叫溢出带。市政府组织专家考察周边的水源,并根据工业发展、人口发展的需要进行计算,最后得出结论,北京是缺水的城市。得出这个结论后就需要从境外引水,后来就陆续修建了官厅水库、密云水库等,以后还提出跨流域引水的设想。以后的南水北调也正是符合这一设想。第二是道路系统,当时私人汽车基本上没有,通过吸收国外经验,提出了环形放射的道路系统,在市区修四个环路,在外围修三个公路环,并以市区为中心建设24条对外放射路,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水的问题、交通问题解决了,城市基本骨架就形成了*

这一版的规划,在编制过程中,讨论的内容涉及诸多方面。最后归结为以下几个问题:

1.关于北京城市性质

1953年总体规划确定城市性质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经济中心,强大的工业基地和技术科学的中心”,城市性质的确定,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有密切关系。北京刚解放时是个消费城市,基本没有工业,只在首钢那儿有个炼铁厂,而且只能铸铁,不能生产钢,在东郊还有日本人建的几个工厂,包括酱油厂、木材厂、农机厂等,农机厂还不生产拖拉机,主要生产滑犁。当时北京有160多万人,其中30万人失业,失业率很高,要不发展经济,政权巩固不了。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在人代会上讲话,说北京现在的任务,第一是生产,第二是生产,第三还是生产。在这个背景下,北京提出要搞工业基地,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是无可非议的。再一个问题是,北京是首都,要为全国工业化、现代化带个头。但国家计委有点不同看法,认为北京的工业搞的太大了。北京虽然在1953年就提出要发展工业,但是受当时中央对沿海城市要限制发展政策的影响,工业发展并不快。一直到1956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沿海地区工业也要适当发展,把这个禁令解开,这才有了连续几年工业的大发展。可以说,北京大力发展工业,这样一种认识实际是毛泽东等党的最高领导层的集体认识。而这也确定北京了北京需要大力发展大工业的发展思路。正是在这样一个基本思路指引下,北京从一个完全消费型城市,仅仅用了3年,即从1956年至1959年,宽泛说是十年,即从1949年至1959年,就成为中国北方重化工业比重仅次于沈阳的大工业城市。并且,一直维系了四十年,一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才开始转型。因为工业快速发展带来了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的问题,并且越来越严重。

2.首都规模以多大为宜

这一版规划的制定,大的背景是一边倒的投入到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是苏联,北京的规划,学习的榜样,参照系无疑是苏联首都莫斯科。当时就参考莫斯科500万人、同时也参考国际城市伦敦1000万人的规模。都市计划委员会认为,中国人口规模超过苏联,首都人口也应当超过莫斯科,北京城市人口规模以600万人为宜。这600万人怎么出来的呢,主要是考虑当时北京市区范围东到定福庄、西到石景山,南到南苑,北到清河,一共是600平方公里,大体上可以装600万人,就定下了这个规模*。而当时的北京,全市人口规模不超过200万人,所辖区域也仅仅限于老城区。正是在这样一个思路下,从1956年起直至1958年,北京开始了迅速扩容,将诸多河北所辖县划归北京市属,并由此奠定了直到今天北京行政区划的隶属关系,同时也使北京人口规模迅速扩张。

3.规划标准不能低

城市规划是百年大计,从长远看标准不宜过低,要吸取资本主义国家道路过窄造成交通阻塞、绿化过少使得环境恶劣等教训,要为后代子孙留有余地。

4.行政中心设在旧城

把行政中心放在旧城,充分利用现有设施,增加旧城活力。

5.保留合乎人民需要的风格与优点

在改建与扩建首都时,对古代遗留下来的建筑与城市基础,既不一概肯定,也不一概否定,要保留合乎人民需要的风格与优点,但必须改造和拆除妨碍城市发展的部分,以适合社会主义城市的需要。

上述这些思路,基本形成了北京市中心区的骨架和城市布局雏形。

二.梁陈方案的具体内容

对上述内容,梁思成先生的回答是十分明确的。他对北京城市规划提出的五条建议引人注目:

1.北京应该是政治文化中心,而不是工业中心;

2 限制城区工业发展。因为它将导致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人口剧增和住房短缺。

3 保存北京故都紫禁城的面貌,保存古建筑城城墙城楼。

4 限制旧城内新建筑高度不得超过三层。

5 在城西建设一个沿南北轴向的新政府行政中心。

体现梁思成对北京城市规划的详尽想法,是著名的梁陈方案。为做好新中国的首都的首部规划,梁思成与陈占祥共同完成长达2.5万字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建议在完整保护旧城的基础上,在北京城外的西郊建设新的行政中心,把城市分为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几个功能区,形成“大北京”,新旧并存,内容主要有两条:一是主张全部保存城区所有的房屋,不同意在北京内城、外城建设新楼房和新工厂,旧城完全按原貌保存,使它成为一个历史博物馆;二是建议北京新行政中心建在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一带,以五棵松为中心建设一个新北京。形成一个多中心又有限制的市区,既保护了旧城,又促进各自区域内的职住平衡,降低长距离的交通量。

“梁陈方案”最终未被采纳。后来梁思成建议在老城墙上“栽种花草,安设公园椅”,造就一个全长39.75公里的环城立体公园,人们可以在城楼上“俯视护城河,远望西山或紫禁城宫殿”,这个方案也被否决。之后他多次上书,挽救了北海的团城

1953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蔓延。梁思成因提倡以传统形式保护北京古城而多次遭到批判。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担任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不因政治因素毁于一旦,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之后,在文化部举办的文物界知名人士欧美同学聚餐会上,林徽因也与吴晗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冲突。

建国后的十年,随着风云变幻,梁思成被打成右派。1972年,文革中受到批判的梁思成于贫病之中撒手人寰。他在生命弥留之际,总在重复这样的话: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长大了,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的路,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

在微弱的反对声中,大规模拆除北京老城墙和老建筑的运动开始了。50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这是梁先生50年代初对北京市长彭真说的话。

三.大规模北京城市改造

梁陈方案受到苏联专家的强烈反对。苏联人对美丽古城北京和完善的古代市政设施称赞有加,一再说要保护、利用和发展古城。但他们却在选择北京行政中心设计地点上和梁、陈发生严重分歧,苏联专家的意见是:以天安门为中心,向四周逐步扩建。苏联专家的观点是,你们的党中央和政务院已经在中南海了,天安门这一带已经有了诸多重要部门在此办公,高等法院、公安部、重工业部都在东交民巷,外交部在东单北边,天安门实际上已经是新的行政中心了。因而以天安门为中心,向四周逐步扩建,就成为苏联专家的指导性意见。为此,1950年,北京市召集市政负责人和专家开会讨论苏联人建议,除梁陈等人反对之外,几乎得到了一致通过。于是,苏联老大哥提议改建、扩建北京旧城的方针成为主导,得到了党中央的认可。

在上述基本思路指导下,1953年11月,北京市委决定,“要打破旧的格局给与我们的限制和束缚”,行政区域要设在旧城中心,并且要在北京首先发展工业。自此,北京古建筑开始被大规模地拆除。

当年的正阳门箭楼

北京原本有三重城墙:中央是宫城(紫禁城),第二层是皇城,第三层是京城——分为内城、外城(即南城)。里应外合的三道城墙,如今只剩下了孤零零的紫禁城。最外层的京城就是在1949年后消失的。1953年,左安门被毁;1954年,因西单到新华门段路窄,影响游行队伍通过,决定将金代建成的矗立于几百年风雨之中的庆寿寺及双塔夷为平地,原址上建起电报大楼;1956年,中华门被毁;1957年,永定门、广渠门、广安门、朝阳门被毁;1958年,右安门被毁;1965年至1969年,东直门、宣武门、崇文门、安定门、阜成门、西直门、元城墙被毁。东单和西单的牌楼也消失了踪迹。迄今惟有正阳门、德胜门、钟楼得以部份保存。1965年,因为战备,需要修地铁,一期工程拆了内城城墙的一部分。「文革」期间,地铁二期内城城墙基本被拆除。改革开放后,修建二环路时,除保留正阳门、前门箭楼、德胜门箭楼和东便门角楼等几座城门楼外,全部城墙惨遭拆除。

             北京老城墙

老城墙和牌楼被毁后,一幢幢新楼在北京老城内拔地而起。最终城门名变成了地铁站的符号。

四.梁陈方案点评

北京目前正在进行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随着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建设,人们开始缅怀60多年前的梁陈方案。一个可以想象的空间是,如果当时能够采纳梁思成的北京城市规划方案,北京的发展水平不会是今天这个模样;今天的雄安新区建设,正是陈梁方案的再现。问题是,如果采纳梁陈方案,北京城市发展是否就没有问题呢?梁陈方案,在当时有实现的可能性吗?

应当承认,梁陈方案自然有其合理内容。就是强烈的文物保护意识和对古城完整的保护。这是一个十分超前的意识,需要给予充分的肯定,并表示深深的敬意。但同样一个现实问题是,这个完整保护方案是否可行?在60多年前,人们很难理解城市的建设有多复杂。北京的旧城的面貌,可以从老舍的文学作品《龙须沟》中得到印证。从细节来说,北京的旧城、老破居民区不改造,面临的问题将非常严重,几乎是无解的:给水、下水、电、通信、煤气、取暖,巨大的市政管网如何布?又要付出多大代价维护?旧城内的居民怎么上班,公交车在哪里上下课?旧城着火了怎么救?消防车能进去吗?旧城犄角旮栏的治安怎么维护?本世纪初,笔者在北京市政府研究室工作时,曾去过天安门街道进行调研,离北京市政府即北京市正义路2号,仅咫尺之遥上的天安门街道,当时的给水、下水情况之糟糕,其破旧的情况仍超出人们的想象,况且这已经是建国后半个世纪的天安门街道。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的北京是一个典型的消费城市,几乎没有任何现代产业。北京的经济发展动力在哪里,如何存活下去,是摆在当时领导面前主要问题。旧城如果不拆,面临的问题就是:这个62平方公里的旧城定位是什么?旧城发展什么产业,如果不能旧城进行改造,产业又如何能够发展?也就是说,对于解放初期的北京城,这个有着2百多万人口,产业极其薄弱,无论是靠工业还是旅游业,如果不对旧城进行改造,”北京城“的存活是一个十分现实问题。北京旧城、老居民区如果不改造,城市下水道、电、通信、煤气、取暖,巨大的市政管网如何布局?旧城居民怎么上班,公交线路能否开通,旧城着火了怎么救等等都是十分现实问题。如果旧城实行整体保护,200多万北京居民能够搬迁至何处,当时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都在忙于抗美援朝,一半以上的财政收入用于战争,是否还有这样巨额资金用于老城的完整保护,并用于新城建设,等等。

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人民解放军进城后,中央政府所属部委迅速进驻天安门一带办公。已经进驻了,再让其搬出来到其它地方办公,困难难以想象,实际几乎不可能。

当然,提出上述问题丝毫不是为了贬损梁陈方案的合理之处。也就是说,在当时条件下,梁陈方案的核心观点,即旧城整体保护,如果实施,需要北京乃至中央政府下很大决心,甚至需要动员全国力量或许才有可能。因为当时面临的问题,建国初期,整个国家财政紧缺严重,抗美援朝战争几乎已经动用了全国力量,无论北京或者中央国库,都不可能拿出巨额资金用于实施梁陈方案,这一方案虽然出发点可圈可点,但在当时缺乏可实施条件。因而对北京旧城进行改造就成为势所必然。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梁陈方案体现出的强烈的文物保护意识十分难得。换一个角度思考,如果在旧城改造同时,那时决策层如果多一些文物保护意识,最大限度吸取梁思成建议中的内容,加大对一些著名的古建筑的保护,特别是北京古城墙,北京城楼和牌楼的保护,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如若此,北京今天的面貌和文化底蕴应当更具风采,更具魅力。

(作者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首都经济研究专家。)



* 此文选自作者即将出版的《北京再造——一核两翼与京津冀协同发展》一书的内容。

*“关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一些认识“,《北京规划建设》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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