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同年5月，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即宣告成立。专门负责城市规划编制工作．并由叶剑英市长兼任主任。著名的建筑专家梁思成被任命为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开始筹划首都未来建设大计。

梁思成（1901年4月20日—1972年1月9日），籍贯广东新会，生于日本东京，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保护，是建筑历史学家、建筑教育家和建筑师。梁思成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1948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等作品的设计。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自即日起北平重新更名为为北京，并确定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一．第一版规划讨论的内容

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当时中国在外交上采取一边倒路线，中国成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部分，因而向苏联学习，邀请苏联专家作为规划的指导就成为势所必然。1949年刘少奇访问苏联，提出请斯大林派专家帮搞市政建设。苏联派出了以莫斯科市苏维埃副主席阿布拉莫夫为团长，多方面专家组成的17人代表团。其中有建筑、水利、下水道、道路方面的专家。当年9月苏联人来到北京，成为首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外方专家。留学欧美的梁思成，留学日本的南京中央大学教授陈占祥，以及朱兆雪、赵冬日、华揽洪等一些中国著名的规划师参与了规划方案的编制。这个规划奠定了北京城市的骨架和基础。特别是两方面内容引人注目。一个是水源问题，有人说北京不缺水，每年下的雨就足够养活北京了。颐和园周围有很多泉水，从西山渗到地下，流到平原就喷出来了，叫溢出带。市政府组织专家考察周边的水源，并根据工业发展、人口发展的需要进行计算，最后得出结论，北京是缺水的城市。得出这个结论后就需要从境外引水，后来就陆续修建了官厅水库、密云水库等，以后还提出跨流域引水的设想。以后的南水北调也正是符合这一设想。第二是道路系统，当时私人汽车基本上没有，通过吸收国外经验，提出了环形放射的道路系统，在市区修四个环路，在外围修三个公路环，并以市区为中心建设24条对外放射路，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水的问题、交通问题解决了，城市基本骨架就形成了*。

这一版的规划，在编制过程中，讨论的内容涉及诸多方面。最后归结为以下几个问题：

1. 关于北京城市性质

1953年总体规划确定城市性质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经济中心，强大的工业基地和技术科学的中心”，城市性质的确定，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有密切关系。北京刚解放时是个消费城市，基本没有工业，只在首钢那儿有个炼铁厂，而且只能铸铁，不能生产钢，在东郊还有日本人建的几个工厂，包括酱油厂、木材厂、农机厂等，农机厂还不生产拖拉机，主要生产滑犁。当时北京有160多万人，其中30万人失业，失业率很高，要不发展经济，政权巩固不了。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在人代会上讲话，说北京现在的任务，第一是生产，第二是生产，第三还是生产。在这个背景下，北京提出要搞工业基地，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是无可非议的。再一个问题是，北京是首都，要为全国工业化、现代化带个头。但国家计委有点不同看法，认为北京的工业搞的太大了。北京虽然在1953年就提出要发展工业，但是受当时中央对沿海城市要限制发展政策的影响，工业发展并不快。一直到1956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沿海地区工业也要适当发展，把这个禁令解开，这才有了连续几年工业的大发展。可以说，北京大力发展工业，这样一种认识实际是毛泽东等党的最高领导层的集体认识。而这也确定北京了北京需要大力发展大工业的发展思路。正是在这样一个基本思路指引下，北京从一个完全消费型城市，仅仅用了3年，即从1956年至1959年，宽泛说是十年，即从1949年至1959年，就成为中国北方重化工业比重仅次于沈阳的大工业城市。并且，一直维系了四十年，一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才开始转型。因为工业快速发展带来了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的问题，并且越来越严重。

2. 首都规模以多大为宜

这一版规划的制定，大的背景是一边倒的投入到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是苏联，北京的规划，学习的榜样，参照系无疑是苏联首都莫斯科。当时就参考莫斯科500万人、同时也参考国际城市伦敦1000万人的规模。都市计划委员会认为，中国人口规模超过苏联，首都人口也应当超过莫斯科，北京城市人口规模以6００万人为宜。这600万人怎么出来的呢，主要是考虑当时北京市区范围东到定福庄、西到石景山，南到南苑，北到清河，一共是600平方公里，大体上可以装600万人，就定下了这个规模*。而当时的北京，全市人口规模不超过200万人，所辖区域也仅仅限于老城区。正是在这样一个思路下，从1956年起直至1958年，北京开始了迅速扩容，将诸多河北所辖县划归北京市属，并由此奠定了直到今天北京行政区划的隶属关系，同时也使北京人口规模迅速扩张。

3. 规划标准不能低

城市规划是百年大计，从长远看标准不宜过低，要吸取资本主义国家道路过窄造成交通阻塞、绿化过少使得环境恶劣等教训，要为后代子孙留有余地。

4. 行政中心设在旧城

把行政中心放在旧城，充分利用现有设施，增加旧城活力。

5. 保留合乎人民需要的风格与优点

在改建与扩建首都时，对古代遗留下来的建筑与城市基础，既不一概肯定，也不一概否定，要保留合乎人民需要的风格与优点，但必须改造和拆除妨碍城市发展的部分，以适合社会主义城市的需要。

上述这些思路，基本形成了北京市中心区的骨架和城市布局雏形。

二．梁陈方案的具体内容

对上述内容，梁思成先生的回答是十分明确的。他对北京城市规划提出的五条建议引人注目：

1. 北京应该是政治文化中心，而不是工业中心；

2 限制城区工业发展。因为它将导致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人口剧增和住房短缺。

3 保存北京故都紫禁城的面貌，保存古建筑城城墙城楼。

4 限制旧城内新建筑高度不得超过三层。

5 在城西建设一个沿南北轴向的新政府行政中心。

体现梁思成对北京城市规划的详尽想法，是著名的梁陈方案。为做好新中国的首都的首部规划，梁思成与陈占祥共同完成长达2.5万字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建议在完整保护旧城的基础上，在北京城外的西郊建设新的行政中心，把城市分为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几个功能区，形成“大北京”，新旧并存，内容主要有两条：一是主张全部保存城区所有的房屋，不同意在北京内城、外城建设新楼房和新工厂，旧城完全按原貌保存，使它成为一个历史博物馆；二是建议北京新行政中心建在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一带，以五棵松为中心建设一个新北京。形成一个多中心又有限制的市区，既保护了旧城，又促进各自区域内的职住平衡，降低长距离的交通量。

“梁陈方案”最终未被采纳。后来梁思成建议在老城墙上“栽种花草，安设公园椅”，造就一个全长39.75公里的环城立体公园，人们可以在城楼上“俯视护城河，远望西山或紫禁城宫殿”，这个方案也被否决。之后他多次上书，挽救了北海的团城。

1953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蔓延。梁思成因提倡以传统形式保护北京古城而多次遭到批判。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担任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不因政治因素毁于一旦，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之后，在文化部举办的文物界知名人士欧美同学聚餐会上，林徽因也与吴晗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冲突。

建国后的十年，随着风云变幻，梁思成被打成右派。1972年，文革中受到批判的梁思成于贫病之中撒手人寰。他在生命弥留之际，总在重复这样的话：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长大了，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的路，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

在微弱的反对声中，大规模拆除北京老城墙和老建筑的运动开始了。50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这是梁先生50年代初对北京市长彭真说的话。

三．大规模北京城市改造

梁陈方案受到苏联专家的强烈反对。苏联人对美丽古城北京和完善的古代市政设施称赞有加，一再说要保护、利用和发展古城。但他们却在选择北京行政中心设计地点上和梁、陈发生严重分歧，苏联专家的意见是：以天安门为中心，向四周逐步扩建。苏联专家的观点是，你们的党中央和政务院已经在中南海了，天安门这一带已经有了诸多重要部门在此办公，高等法院、公安部、重工业部都在东交民巷，外交部在东单北边，天安门实际上已经是新的行政中心了。因而以天安门为中心，向四周逐步扩建，就成为苏联专家的指导性意见。为此，1950年，北京市召集市政负责人和专家开会讨论苏联人建议，除梁陈等人反对之外，几乎得到了一致通过。于是，苏联老大哥提议改建、扩建北京旧城的方针成为主导，得到了党中央的认可。

在上述基本思路指导下，1953年11月，北京市委决定，“要打破旧的格局给与我们的限制和束缚”，行政区域要设在旧城中心，并且要在北京首先发展工业。自此，北京古建筑开始被大规模地拆除。

当年的正阳门箭楼

北京原本有三重城墙：中央是宫城(紫禁城)，第二层是皇城，第三层是京城——分为内城、外城(即南城)。里应外合的三道城墙，如今只剩下了孤零零的紫禁城。最外层的京城就是在1949年后消失的。1953年，左安门被毁；1954年，因西单到新华门段路窄，影响游行队伍通过，决定将金代建成的矗立于几百年风雨之中的庆寿寺及双塔夷为平地，原址上建起电报大楼;1956年，中华门被毁;1957年，永定门、广渠门、广安门、朝阳门被毁;1958年，右安门被毁;1965年至1969年，东直门、宣武门、崇文门、安定门、阜成门、西直门、元城墙被毁。东单和西单的牌楼也消失了踪迹。迄今惟有正阳门、德胜门、钟楼得以部份保存。1965年，因为战备，需要修地铁，一期工程拆了内城城墙的一部分。「文革」期间，地铁二期内城城墙基本被拆除。改革开放后，修建二环路时，除保留正阳门、前门箭楼、德胜门箭楼和东便门角楼等几座城门楼外，全部城墙惨遭拆除。

             北京老城墙

老城墙和牌楼被毁后，一幢幢新楼在北京老城内拔地而起。最终城门名变成了地铁站的符号。

四．梁陈方案点评

北京目前正在进行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随着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建设，人们开始缅怀60多年前的梁陈方案。一个可以想象的空间是，如果当时能够采纳梁思成的北京城市规划方案，北京的发展水平不会是今天这个模样；今天的雄安新区建设，正是陈梁方案的再现。问题是，如果采纳梁陈方案，北京城市发展是否就没有问题呢？梁陈方案，在当时有实现的可能性吗？

应当承认，梁陈方案自然有其合理内容。就是强烈的文物保护意识和对古城完整的保护。这是一个十分超前的意识，需要给予充分的肯定，并表示深深的敬意。但同样一个现实问题是，这个完整保护方案是否可行？在60多年前，人们很难理解城市的建设有多复杂。北京的旧城的面貌，可以从老舍的文学作品《龙须沟》中得到印证。从细节来说，北京的旧城、老破居民区不改造，面临的问题将非常严重，几乎是无解的：给水、下水、电、通信、煤气、取暖，巨大的市政管网如何布？又要付出多大代价维护？旧城内的居民怎么上班，公交车在哪里上下课？旧城着火了怎么救？消防车能进去吗？旧城犄角旮栏的治安怎么维护？本世纪初，笔者在北京市政府研究室工作时，曾去过天安门街道进行调研，离北京市政府即北京市正义路2号，仅咫尺之遥上的天安门街道，当时的给水、下水情况之糟糕，其破旧的情况仍超出人们的想象，况且这已经是建国后半个世纪的天安门街道。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的北京是一个典型的消费城市，几乎没有任何现代产业。北京的经济发展动力在哪里，如何存活下去，是摆在当时领导面前主要问题。旧城如果不拆，面临的问题就是：这个62平方公里的旧城定位是什么？旧城发展什么产业，如果不能旧城进行改造，产业又如何能够发展？也就是说，对于解放初期的北京城，这个有着2百多万人口，产业极其薄弱，无论是靠工业还是旅游业，如果不对旧城进行改造，”北京城“的存活是一个十分现实问题。北京旧城、老居民区如果不改造，城市下水道、电、通信、煤气、取暖，巨大的市政管网如何布局？旧城居民怎么上班，公交线路能否开通，旧城着火了怎么救等等都是十分现实问题。如果旧城实行整体保护，200多万北京居民能够搬迁至何处，当时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都在忙于抗美援朝，一半以上的财政收入用于战争，是否还有这样巨额资金用于老城的完整保护，并用于新城建设，等等。

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人民解放军进城后，中央政府所属部委迅速进驻天安门一带办公。已经进驻了，再让其搬出来到其它地方办公，困难难以想象，实际几乎不可能。

当然，提出上述问题丝毫不是为了贬损梁陈方案的合理之处。也就是说，在当时条件下，梁陈方案的核心观点，即旧城整体保护，如果实施，需要北京乃至中央政府下很大决心，甚至需要动员全国力量或许才有可能。因为当时面临的问题，建国初期，整个国家财政紧缺严重，抗美援朝战争几乎已经动用了全国力量，无论北京或者中央国库，都不可能拿出巨额资金用于实施梁陈方案，这一方案虽然出发点可圈可点，但在当时缺乏可实施条件。因而对北京旧城进行改造就成为势所必然。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梁陈方案体现出的强烈的文物保护意识十分难得。换一个角度思考，如果在旧城改造同时，那时决策层如果多一些文物保护意识，最大限度吸取梁思成建议中的内容，加大对一些著名的古建筑的保护，特别是北京古城墙，北京城楼和牌楼的保护，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如若此，北京今天的面貌和文化底蕴应当更具风采，更具魅力。

（作者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首都经济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