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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笔者主编的《中国新的社会阶层研究》一书由学苑出版社出版。本书提供的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中等收入人群有1.6亿之多,约占全国从业人员总数7.7亿的20.8%。此时全国人口总数13.67亿。人口总数与就业人口之比是1.775倍,依此类推,中国中等收入家庭可以理解为2.84亿人。在全国人口中占比略高于20%。

    2023年6月6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达到了4亿人以上。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说法,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通常是指家庭年收入在10万元到50万元之间的人群。这意味着,家庭月收入至少在8333元以上。如果按照一家三口的小家庭来计算,人均月收入接近3千元,相当于双就业家庭的人均月工资至少4千5百元以上。依据这一标准,笔者认为,国家统计局对中等收入人群存在明显高估。 

    2013至今超过十年,中国中等收入人群虽然在2013至2019年期间有所增长,但在中等收入(下限)附近聚集了大量人群,他们属于底层的中等收入人群,也是“脆弱”的中等收入群体。2020年至今,他们的收入受到疫情、经济低迷等不确定因素的冲击而受到严重影响,相当一部分人群已经跌落为低收入者。

     2023年6月15日,笔者在常态发展公众号上撰文,“ 国家统计局高估了我国中等收入人群数”。此文被诸多媒体转载。笔者的观点是,2013年以来,虽然中国中等收入人群有所增长,但一些因素影响中等收入人群扩大。特别是疫情三年以及2023年至今,由于中国经济持续走低,一些中等收入人群又回落到低收入人群。

     影响中等收入人群因素很多。例如,中国的国际环境,营商环境,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水平,居民的收入差距与财富差距,中国城乡的二元经济结构是强化还是在弱化等。甚至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会对中等收入人群扩容产生影响。

     在诸多影响因素中,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下列四大因素,直接影响了当下中国中等收入人群增长。

    一、房地产价格下降

    过去几十年,随着中国房地产发展,很多中国城市居民购买了住宅,有房族与中产家庭,中等收入人群似乎大致划上了等号。中产家庭的资产中,房产占比全国平均为三分之二以上,北京上海则高达85%。但自从2021年底起,中国房地产泡沫开始破裂。短短的接近三年时间内,整个房地产业持续下跌,房产价值连带着家庭财富缩水,导致大量的中等收入人群家庭财富急剧下降。在房地产价格持续下跌过程中,从2021年至今,短短的3年时间,中国中等收入人群缩水超过30%以上,一些家庭缩水比重更高。由于房地产价格下跌,一些进入中等收入人群,收入和财富开始大量缩水。进而导致一些人退出这一行列。

     二、民营经济活力不足

     由于三年疫情以及整体低迷的国内经济环境影响,中国民营企业家整体资产有了较大大幅缩水。特别是三年疫情,对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带来怎样的影响,非短期能够评估。但一个严峻的事实是,很多中小企业、特别是服务业企业在此期间被迫关门。而2023至今,民营企业家日子也不好过。

     胡润研究院在2024年3月25日公布“2024胡润全球富豪榜”,全球达10亿美元财富的企业家中,中国共814人,比上年少了155人。中国亿万富翁数量下降35%,而世界其它地区的亿万富翁数量却增加了12%。报告说,有600万资产的“富裕家庭”的总财富跟上一年相比下降了3.6%至158万亿,是全国GDP的1.3倍。这其中,相当多的富裕家庭,属于民营企业家庭。

    民营企业家群体信心不足,进而导致活力不足。就投资而言,2023年5月至年末连续8个月同比负增。2023年7月,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纷纷出台。2024年以来,民间投资结束同比负增,但前5个月增速仅为0.1%,低于固定资产总体的4%的投资增速和国有及国有控股7.1%的投资增速。

      三、居高不下的失业率

     由于经济持续低迷,直接影响年轻人就业。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24年8月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18.8%,比上月上升1.7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上升,且创今年以来新高。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25-29岁劳动力失业率为6.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

    失业率持续升高,不仅影响中等收入人群扩容,对一些刚刚踏进中等收入的家庭来说,如果家中有一个人不能够就业,有可能再回到低收入人群行列。

      四、外资撤离 

   内需不足导致外资的投资意愿降低。 商务部数据显示,中国5月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金额呈现连续第12个月下滑。今年前5个月,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同比下降28.2%。   外国企业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减少148亿美元。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2024年8月9日公布的4~6月国际收支数据也显示,外资企业的直接投资3个季度来首次出现负增长。新建工厂等新增投资低于撤出及业务缩小导致的资本回收。

    在外商直接投资下滑的同时,资本外流的金额超过了自1998年启动统计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的2023年7~9月的121亿美元。

    大量的外资撤出,很多高端就业机会也随之而去,直接导致在这些外资企业工作的中国员工面临重新就业挑战,导致收入下降。

    由于上述四大因素的影响,中国中等收入人群占比近年来呈现下行的趋势。近五年,中国中等收入人群不仅没有扩容,还有所减少。中国中等收入人数仍然在3亿徘徊。人口总数不会超过3.5亿,甚至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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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剑

陈 剑

63篇文章 6分钟前更新

著名的现代化研究专家,人口学家,社会学者,政治学者。 1957年3月出生,安徽芜湖人。1982年毕业于安徽大学经济系,1986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先后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工作。1997年7月调入北京,先后担任北京市人民政府研究室副主任、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等职。 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首席专家,中国改革20人论坛执行主任,全国工商联参政议政委员,北京市委讲师团专家组成员,北京交通大学等多所大学兼职教授。 出版著作3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500余篇。一些专著、论文和决策咨询文章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 2015年以来主要著作:主编《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解读》、专著《中国生育革命记实(1978-1991)》(2015)、专著《国家重构-中国全方位改革路线图 》(2015)、主编《北京协商民主的理论与实践》、主编《建设常态现代国家——中国改革报告2015》(2015)、主编《京张冬奥发展报告2016》、主编《中国公民读本》(2016)、主编《京张历史文化及当代发展》(2017),主编《中国新的社会阶层研究》(2017),主编《解码京津冀——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报告》(2018),《中国基层协商》(2018)等。 在现代化、经济体制改革、区域经济(京津冀、长三角等)、人口研究、奥运经济和协商民主等领域的研究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研究领域也涉及传统文化、社会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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