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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10月9日, 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率领六名参议员组成的代表团访问北京,受到了中国领导人接见。中国领导人表示,“我说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中美应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在新的时期推动中美关系能够稳下来,好起来”。

     把中美关系搞好的一千条理由中,笔者以为,有一条理由不可或缺——最近的三十年(1992年至2022年),美国家庭收养的十万名中国孩子,成为中美人民友谊的美好见证。

 

     一、美国是世界上领养中国孤儿最多的国家。

   美国国务院数据显示,从1999年到2017年,共有80162个中国孤儿被美国家庭收养。美国是中国弃婴最大的海外收养国。2005,美国收养中国儿童的数量达到了峰值——达到7906个。美国收养的孩子中,性别取向十分显著,85.1%是女孩。

    结合相关资料, 笔者分析,从1992年算起,到2022年,至少有10万以上中国孤儿被美国家庭收养。

    二、中国家庭弃婴,主要是生育政策所致

     中国长期实行计划生育。很长一个时期,生育政策只允许大部分家庭生育一个孩子。但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实际有着厚实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如果生孩子是女婴,一些家庭就会把女婴送给他人,或送往当地福利院。父母遗弃孩子的时候,都是悄悄行事,一般不会有人知道孩子的亲生父母是谁。正因为此,其他国家孩子被遗弃,通常是因为身体天生有缺陷,但中国不完全是这样。当然有一些是因为身体有缺陷,这一比重有多少,需要数据支撑。笔者估计至少有一半以上。但还有接近一半的健康女婴,仅仅因为性别遭到父母的遗弃。

   从美国领养家庭看来,中国孤儿福利院拥有更多的健康孤儿(尤其是女婴)可供选择。而非洲、东南亚、墨西哥以及美国本土的孤儿,很多都是吸毒者、卖淫者的后代,这些孩子很多天生就带有艾滋病、性病等各种问题。

   2015年以后,中国生育政策做出重大调整,一对夫妇允许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生育男孩的机率明显增加。遗弃孩子特别是女孩现象也大幅减少。

     三、收养孩子需要符合中国规定

   外国人在华收养子女,需要符合中国有关收养法律的规定。例如跨国收养申请书,职业、经济收入和财产状况证明,身体健康检查证明,收养人所在国主管机关同意其跨国收养子女的证明,家庭情况报告,包括收养人的身份、收养的合格性和适当性、家庭状况和病史、收养动机以及适合于照顾儿童的特点等。同时也应符合收养人所在国有关收养法律的规定。通过所在国政府或者政府委托的收养组织向中国政府委托的收养组织转交收养申请并提交收养人的家庭情况报告和证明。

   与其他国家相比,从中国领养孩子的手续相对简单,费用也相对低廉。1999年5月25日发布的《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登记办法》(来源 : 司法部网站)第十四条指出:外国人在华收养子女,应当向登记机关交纳登记费。登记费的收费标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中国收养组织是非营利性公益事业单位,为外国收养人提供收养服务,可以收取服务费。服务费的收费标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美国夫妇领养孩子,与美国的宗教信仰、文化习俗等诸多因素有关。

    四、两个个案

   近年来,时常有美国家庭收养的中国孩子出现在媒体上。  

   2018年10月,在多哈体操世界锦标赛上,17岁美国女子体操队小将Morgan Hurd因为出色的表现引起了国际媒体的注意。Morgan曾是一名弃婴,两岁时,出生在广西的她被来自美国特拉华州的一个单亲母亲领养。2018年,年仅17岁的Morgan职业生涯首次踏上世锦赛舞台,就以55.232分夺得女子全能金牌。

    2023年8月,一位名叫卢卡斯的美籍华裔少年火了。他是一名残疾人运动员。2022年底,卢卡斯代表美国参加国际轮椅和截肢者运动会。赛场上,人们看到了卢卡斯残疾的双腿,也看到了他戴上运动义肢后迸发出的无限能量。这个亚裔少年有一对白人父母,他还有两个兄弟姐妹也参加了这一赛事。

    这三个孩子都来自内蒙古赤峰。12年前,7岁的卢卡斯被一对美国夫妻收养。以后,美国夫妇又收养了卢卡斯的两个朋友,同样是残疾的孩子。这三个孩子的命运齿轮,从此有了改变。

    

被美国人收养的三位来自内蒙的残疾孩子

    美国收养中国孩子的家庭,大部分属于中产家庭。也有一些家庭条件还进入不了中产。他们努力创造条件,为收养的中国孩子创造能够健康成长的环境。

    十万个中国孩子被美国家庭收养,十万个孩子连同收养他们的家庭,就成为中美两国人民友好的重要支撑。这无疑是搞好中美国关系一千个理由中能够打动人心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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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剑

陈 剑

63篇文章 6分钟前更新

著名的现代化研究专家,人口学家,社会学者,政治学者。 1957年3月出生,安徽芜湖人。1982年毕业于安徽大学经济系,1986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先后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工作。1997年7月调入北京,先后担任北京市人民政府研究室副主任、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等职。 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首席专家,中国改革20人论坛执行主任,全国工商联参政议政委员,北京市委讲师团专家组成员,北京交通大学等多所大学兼职教授。 出版著作3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500余篇。一些专著、论文和决策咨询文章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 2015年以来主要著作:主编《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解读》、专著《中国生育革命记实(1978-1991)》(2015)、专著《国家重构-中国全方位改革路线图 》(2015)、主编《北京协商民主的理论与实践》、主编《建设常态现代国家——中国改革报告2015》(2015)、主编《京张冬奥发展报告2016》、主编《中国公民读本》(2016)、主编《京张历史文化及当代发展》(2017),主编《中国新的社会阶层研究》(2017),主编《解码京津冀——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报告》(2018),《中国基层协商》(2018)等。 在现代化、经济体制改革、区域经济(京津冀、长三角等)、人口研究、奥运经济和协商民主等领域的研究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研究领域也涉及传统文化、社会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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