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剑

 一个常态的现代社会，应当是三足鼎立的社会了。就是政府，营利性机构（企业）和介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共同发展的社会。第三部门是独立于政府和私人部门之外，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标，强调非营利性、志愿性的合法组织，主要为民政部门注册的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及未注册的草根组织。主要是由NGO组织（非政府组织）和NPO（非营利）两部分组织构成。

一 社会组织在疫情防控中的表现评价不一

中国目前的情况是，民间社会组织发育不足，大量社会组织实际上是政府的一部分。此次疫情防控，从民众反馈的情况看，官办的社会组织表现不尽人意。例如湖北红十字会，因分配捐赠物资不公、捐赠物品积压、分发效率不高等问题受到社会广泛质疑。在疫情防控最紧张的时候，2月4日，据湖北省纪委监委宣布，湖北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高勤等3名领导因存在不担当不作为等失职失责问题受到处分。

此次疫情中，也有一些表现的不错的社会组织，例如中华慈善总会，这是一个非营利公益社会团体，虽然有官办色彩，但实质是一个非营利机构。为做到疫情防控社会捐款信息公开透明，作为中华慈善总会所属的湖北省慈善总会通过官方网站及时公布捐赠资金接收、管理及项目实施进展，并通过新闻、公告等形式向社会发布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得到了社会好评。此外，一些纯粹民间的社会组织在此次疫情防控中也起了十分积极作用。例如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上海袁立公益基金会等。特别是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今年2月20日，北京市民政局对举报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有关问题调查结果通报是：“韩红基金会自成立以来，总体上运作比较规范，特别是在抗击疫情中做了大量工作，应予以支持和肯定”。但民间组织毕竟势单力薄。在此次疫情防控方面，人们明显感觉到民间社会组织的力量不足。李克强总理在上任之初提出，“凡是社会能够做到的让社会去做”。现在的问题是社会能够做的没有让社会去做，社会的活力受到各种因素的阻碍，并没有迸发出来。政府过于庞大，社会的能量不能释放。

二 红会的问题

红会未来出路在哪里？当然是改革。如果改革一步到位，全部回归社会，回归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之初的状态，或许更能够发挥积极作用。2011年，郭美美事件使人们认识了中国红十字会。当人们在议论中国红十字会诸多不足时，很多人不了解的是，这个有着百年悠久历史的社会救助组织，曾经在中国重要历史关口，从日俄战争（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红会前身）、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以及共和国建立初期抗洪救灾都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中国红十字会彻底行政化，虽然政府为红会的发展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但就其作用而言，其影响力实际是下降了。

问题在哪里，问题就在于，中国红十字会，包括所属各级红会，实际是政府一部分。其高度行政化的僵硬体制难以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和其它重大的社会救助事件，表现出严重的不适应。以2008年汶川地震为例，汶川地震发生后，总共只有17人的四川省红十字会在很短时间里收到了46.85亿元捐款和堆积如山的物资。如何让这些捐款和物质能够按照捐款人的意愿捐给他们期望捐助的人，并能够在网上如实公示，接受社会的监督，按照红会运作模式，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在上亿元捐款和堆积如山的物资面前，红会的运行机制，很难适应重大的社会救助的需要。由于缺乏严格有效的监督，腐败、不作为也就很自然发生了。正因为此，汶川地震后，人们看到的是四川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文家碧被立案侦查的消息。2016年4月27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公开开庭审理文家碧犯受贿罪、贪污罪一案。最终获刑16年。而文出问题，正是在汶川地震、她担任四川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通过红十字会项目敛财。先后索取或非法收受贿赂550.09万元、美元5000元；单独或伙同他人侵吞、骗取公款295.342万元。汶川地震期间，成都市红会不作为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汶川地震后设立的募捐箱善款，因多年未取，导致箱内纸币长出白毛。据当时出资制造募捐箱的公司负责人表示，原本应放在公共场所的募捐箱，有些被严重损耗，甚至被盗，最后超过500台募捐箱被弃于仓库。而汶川地震后2009年担任成都红会党组书记曲松枝，在红会4年时间里，经常缺勤，其中2009年上半年缺勤4个月。并且严重不作为。

当然不能够用文家碧、曲松枝的腐败个案来说明红会整体的腐败，这显然是不成立的。或许恰恰相反，中国红十字会的官员的廉洁程度，依笔者的接触和了解，其平均廉洁水准至少与中国公务员的平均水准持平。只不过面对巨大诱惑，又缺少严格监督，腐败就难以避免了。即使没有腐败，又如何能够按捐赠人的意愿把捐款和物资发放到被捐赠人手中，并能够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监督，答案只有改革。

三 混改——官办民助

让诸多的官办的社会组织，包括中国红十字会在内，回归社会，这需要决策者对此问题有透彻理解，并且有巨大改革的决心、勇气，和推进改革的实实在在的有效措施。但这种改革阻力大，也很难。可否换一个思路，就是采用混改的模式，官办民助，推进中国红十字会的改革。

首先需要了解这个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中国红十字会的性质定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第二条指出，“ 中国红十字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的红十字组织，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这个社会救助团体是一个拥有副部级行政级别，列为中央财政一级预算单位，属于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属于参公编制，由财政拨款供给。除了中国红十字总会是副部级社会组织外，各省、市、县、乡镇的红十字会，均纳入行政或事业编制，接受全额财政拨款。负责人由同级政府任命，在编工作人员享受公务员待遇。

何谓官办民助，就是保留中国红十字会副部级行政级别架构，仍然继续作为中央财政一级预算单位，主要领导和工作人员仍然按照参公管理，但工作人员可以适当压缩。其工作职责，则可以引入民办机构参与完成。按照红十字会法，其工作职责主要9项，最主要的则是第一项。即开展救援、救灾的相关工作，建立红十字应急救援体系。在战争、武装冲突和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中，对伤病人员和其他受害者提供紧急救援和人道救助。

如何引入民办机构参与呢？就需要根据红会的工作职责，引入不同类型的民办机参与红会的工作。此次武汉疫情防控期间，武汉红会接受了海量的物资捐赠，但由于人手不够， 武汉红会搞不定的物资分配，在巨大的舆论关注下，武汉红会引入中国最大的民营医药商业企业九州通。九州通医药物流公司于2月1日晚开始协助武汉红十字会进行物流管理工作。紧急的医疗物资在两个小时之内就完成了从到货到分配的过程。公司派出30人轮班作业，每天晚班人员会在24点进行扎账，对当天收发货完成的物品进行动态盘点，保证物资进出的准确性。

九州通医药物流公司这样一个民营机构，就可以作为武汉红会，湖北红会的长期合作伙伴。甚至可以作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合作伙伴。

根据工作性质和特点，对参与合作的民办机构分为紧密型和松散型两种。紧密型的合作伙伴，民办机构既作为独立的实体，同时又作为红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完成红会分配的相应的工作，红会则需要与其签订长期合作协议。松散型的合作伙伴，主要针对突发事件，通过购买服务，完成相应的工作。无论是哪一类合作伙伴，都需要制订标准，通过社会招标，评估审核，确定合作对像。

此外，无论哪一层级的红会，都应当大力发展一批能够随时紧急征用的志愿者队伍。这也需要平时积累，严格训练。这样才能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红十字会法》规定的9项工作职责，有些职责则需要红十字会自己独立完成。例如参与、推动无偿献血、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参与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相关工作等。

要提升红会的公信力，中国红会乃至各地分会，都需要提升自身透明度，淡化自身行政色彩，充分尊重捐款人意愿，及时向捐款人反馈每一笔资金使用情况。捐款人也可以通查询红会官方网站，了解自己捐款的使用情况。同时红会聘请了知名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年度财务审计，重大事件发生时所开展的募捐活动接受国家审计署的审计，并随时接受社会监督。

没有上述举措，中国红十字会要提升自身的公信力，适应社会需要，实际是不现实的。

（作者为著名的现代化研究专家，雁栖湖健康发展论坛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