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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3至6日,笔者作为“中国民营经济50人谈”成员,参与秘书处组织赴江苏无锡、常州对民营企业的调研考察活动。红豆集团是此次调研考察的一个企业 。
 
2020年12月4日,中国民营经济50人谈”调研考察组参加在红豆集团举办的研讨会
 
一.基本情况
1982年的红豆销售额只有26万元,20多员工。到了2019年,红豆集团的年销售额达到720亿元人民币,员工3万多,在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位居第103位。
多年来,红豆集团一直将党建作为企业经营管理核心,始终坚持党建工作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断探索新方法;探索出“现代企业制度+党建+社会责任”的成功模式。在这个模式中,“现代企业制度”是基础,通过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协调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关系,规范企业行为,激发内在动力;“企业党建”是灵魂,是企业发展的正确导向和可靠保证,通过党建工作形成企业独特竞争优势,推动企业利益与国家、社会利益高度统一;“社会责任”是使命,通过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优化发展环境,促进稳定和谐。红豆集团曾先后成为全国第一个通过党建质量认证的民营企业,“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正是由于红豆集团党委始终重视党建工作,努力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成企业的发展机遇优势、人才优势和和谐发展优势,有力地推进了企业又好又快的发展。多年来,集团党组织先后多次被评为江苏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江苏省党建工作示范点、江苏省廉洁文化建设示
范点和无锡市先进基层党组织。
2020年1月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作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红豆集团坚决听从党和国家统一指挥,做出了勇于担当的先锋表率作用。包括第一时间交纳千万特殊党费,践行党员初心;第一时间紧急转产防疫物资,展现勇担责任;第一时间积极组织复工复产,抢抓机遇进化;第一时间牵头民企发起倡议,践行八方共赢,为有效防控疫情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收到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医疗物资保障组的感谢信。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公司董事长周海江获“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与“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两项殊荣。正因为此,2021年2月10日,全国工商联机关报《中华工商时报》发布2020中国民营经济十大新闻事件及新闻人物,红豆集团董事长“周海江:创造服装界“火神山”
速度”,获评2020中国民营经济十大新闻人物之首。
二.红豆集团引发的思考
在国家和社会发生重大险情,红豆集团能够挺身而出,急国家之所急,展现了民营企业担当和承担社会责任品德。红豆集团获奖理所当然。由此引发人们如下思考:
(一)红豆集团承担了国企的担当和责任
红豆集团担当、所做的工作,实际承担了国企的担当和责任。也就是“承担弥补市场抢失灵和政府失灵的手段”。如果红豆集团能够做到,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红豆集团的这种做法有多大代表性?如果有很强的代表性,岂不直接影响或减弱了国有企业存在的合理性。如果政府加大对一些类似红豆集团的企业进行扶持,既可以发挥民营企业的效率,又可以承担诸多国企的作用,国企的数量岂不是可以大幅减少,进而提升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效率。如果红豆集团不具备代表性,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哪些因素影响了红豆集团的代表性,实际上也就是哪些因素影响了红豆集团的普适推广意义。以笔者看来,红豆集团意义在于,红豆集团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中国诸多的大型民营企业,在疫情防控重要关口,也都表现不俗。体现了企业的责任和担当。
(二)红豆集团八方共赢,提升了企业社会主义性质
2020年,笔者曾撰文“社会主义因素与基本特征分析”(《河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论述了社会的公平正义、社会保障和社会所有作为社会主义因素的理由。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是“共”。 包括共有、共商、共治、共言、共享五方面内容。并认为,相比较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更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主要理由:市场经济天下人的社会得到较为充分体现,市场经济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空间,市场经济充分发展为市场公正提供了条件。
既然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高度契合,那么,参与市场活动的主体,特别是成千上万的民营经济是市场经济中最活跃、最具生命力的内容。他们是市场基础,他们的存在,提升了天下人社会性,提升了社会主义共有共治共建共享水平。他们的参与属于经济上的共治,提升了市场的社会性,具有很大程度上的社会主义性质。
党的19大提出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意义重大。成千上万的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汇聚成的民营经济是市场经济基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市场经济中的体现。市场经济要求经济自由和经济平等,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奠定了基础。在中国,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力量。
民营经济是市场的基础。何谓基础,就是在数量上占居了市场主体的大多数。民营经济占全部企业90%以上,就是市场的基础。不然,市场对资源配置所起决定作用的土壤和条件就发生了根本变化。如若如此,就使得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一般规律所发挥作用的空间受到很大扭曲。正因为此,党的18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
民营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在于共有。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企业资产在初创时期,相当大的比重属于企业家个人的。但随着企业不断成长壮大,企业的社会性质愈益体现,企业主所占比重愈益缩小。生产的社会化必然要求在生产关系上实现对生产资料的社会共同占有。而这需要通过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市场公正进而通过诸多手段实现社会公正才能够实现。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从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生产过程的社会化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化等方面,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的特征。而这种生产的社会化,显然不属于资本主义特有,而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过程。中国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的一般过程顽强地展示了这个规律的存在。也就是,企业生产社会化程度越高,企业的社会性也就愈强烈。
以红豆集团为例,集团下属的通用股份和红豆杉股份相继在上证所和新三板挂牌上市,红豆股份实现了大额增发,本身就成为社会资本。企业社会性质因而有了质的提升。红豆集团多年来致力实现与股东、员工、顾客、供方、合作伙伴、政府、环境、社会(社区)八个利益相关方的共赢。企业效益得到提高,意味着为股东争取到更大的回报;随着企业效益的提高,员工酬薪、工作生活条件以及事业发展平台也相继提高,顾客将因此获得更有性价比的商品和服务;与优秀的供应商形成战略合作关系,共同发展,共享利益;与加盟商、代理商、中介服务等合作伙伴共生共荣;企业效率效益的提高能够提解决更多就业机会,维护社会稳定,缴纳更多税收,为政府分担压力;通过生产方式的转变,企业可以进一步节省资源、缩短物流距离,与环境协调发展,与自然和谐共赢;最后,企业将更大的发展成果惠及社会,带动和改善周边社区共同发展,支持公益事业,使社会更加和谐。其中特别是是与股东共赢,与员工共赢,与政府共赢,与社会(社区)共赢的理念,提升了企业共享水平,实际是提升了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
(三)国有并不意味着“共”有
国有经济相对应民有经济,公有制相对应私有制。国有经济或许意味着是公有制,但是否一定是“共有”,需要作具体分析。很多情形下,国有经济,由于是政府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天下大多数公民是否有直接关联,与社会所有是否有直接关联,需要具体分析。如果不能够很好地解决共治的问题,不能够让天下人参与对国有经济,包括对国有企业的有效治理,国有经济,或国有企业很有可能演变成少部分官僚特权阶层的的“私”有。2020年8月11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报道了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华融公司原董事长赖小民受贿、贪污、重婚一案。针对赖小民的起诉书指控,2008年至2018年,被告人赖小民直接或通过他人索取、非法收受相关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7.88亿余元。赖小民曾经担任董事长的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是属于财政部控股,进入了中国500强的大型央企。赖小民的贪腐显然不是个案。类似的贪腐案例也时有所闻。赖小民的贪腐案例说明,国有企业如果不能够很好地解决共治问题,不能够找到天下人参与治理的有效形式,即真正有效的民主监督形式,那么“国有”就有可能演变成“私有”。
现实情形下,国有可以“公有”但并不意味着一定“共有”。民有经济,如果组合方式发生改变,民有经济可以成为共有经济,成为社会所有经济。红豆集团就是典型的一例。
(四)民有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主体
红豆集团从1957年的一个弹棉花的小作坊发展至今,已经在实业的道路上坚守了60多年。周家三代人(周林森、周耀庭和周海江)60多年的不懈努力,成就了今天的辉煌。也引发这样思考,如何看待企业家的脑力劳动。笔者以为,这是整个生产过程中最重要的劳动,而传统理论完全忽略了企业家的脑力劳动的。现代经济学则认为,没有企业家,即便是生产要素全都齐备,也生产不出来任何东西。 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是社会财富的第一推动力。
笔者一直认为,也曾经多次撰文,市场经济的基础和主体是民营经济。 国有经济只是承担国家特殊职能,只有在那些民营经济忽略或民营经济不愿意参与的行业,才需要国有经济。因而,市场经济的基础和主体是民营经济,国有资本才是对市场经济的补充。从现实情况看,民营企业已经是“56789”了,在很多地方,这个比重实际更高。它已经是“主”。如果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这个“主”占比只会越来越高。领导人说的好:“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民营企业占比越高,人民越富裕,国家更富强,整个国家更具有朝气。
民营经济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并不意味着,民营经济完全属于社会主义。民营经济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也有一些不属于社会主义因素。例如,企业主对财富的过度挥霍,员工合法权益得不到尊重,员工的工作环境不符合健康要求,等等。因而,民营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还需要适应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变动的需要做出相应调整。例如,如何真正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既要保护企业主的合法利益,更要保护企业员工合法利益。
三.建议:加大对民企500强社会责任培训
民营经济也是党的执政之基。为更好体现民营企业的责任和担当,建议对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进行责任的培训和引导。培训和引导目的在于提升企业家的责任意识,提升企业社会性。责任意识包括政治责任、发展责任和社会责任。通过培训达到以下目的,在国家和社会发生重大险情时刻,党和人民有一支完全可以放心使用的王队伍。培训过程中,红豆集团八方共赢可以作为案例,供培训企业学习借鉴。通过培训学习,企业关键时刻不仅能够冲上去,还能提升整体共赢共享水平,进而提升整个中国社会共享水平。当然,上述活动需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案例也只供学习和借鉴,任何硬性要求都违背了培训初衷,显然不合适。
上述建议如果得到认可,不建议各省市区类推,对所辖企业也进行类似的培训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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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剑

陈 剑

59篇文章 78天前更新

著名的现代化研究专家,人口学家,社会学者,政治学者。 1957年3月出生,安徽芜湖人。1982年毕业于安徽大学经济系,1986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先后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工作。1997年7月调入北京,先后担任北京市人民政府研究室副主任、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等职。 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首席专家,中国改革20人论坛执行主任,全国工商联参政议政委员,北京市委讲师团专家组成员,北京交通大学等多所大学兼职教授。 出版著作3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500余篇。一些专著、论文和决策咨询文章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 2015年以来主要著作:主编《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解读》、专著《中国生育革命记实(1978-1991)》(2015)、专著《国家重构-中国全方位改革路线图 》(2015)、主编《北京协商民主的理论与实践》、主编《建设常态现代国家——中国改革报告2015》(2015)、主编《京张冬奥发展报告2016》、主编《中国公民读本》(2016)、主编《京张历史文化及当代发展》(2017),主编《中国新的社会阶层研究》(2017),主编《解码京津冀——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报告》(2018),《中国基层协商》(2018)等。 在现代化、经济体制改革、区域经济(京津冀、长三角等)、人口研究、奥运经济和协商民主等领域的研究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研究领域也涉及传统文化、社会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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