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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公元2021年12月18日,是中国改革开放43年纪念日。这一天,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都是载入重要史册的日子。这一天,我们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从此起航;这一天,灿烂至今。
  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全党都要聚精会神贯彻执行。”这是对党的基本路线的重新强调,是一种政治宣示。在当下有着重要意义,是送给全国人民的“定心丸”。笔者对此作一解读。

 

     一、历史回顾
  1978年11月10日~12月1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1978年11月12日,中共八大以后确认党的七大领袖之一,陈云在东北组发言,提出包括肯定四五运动的正义性质;为彭德怀平凡等6条意见。陈云的发言得到了广泛响应,彻底改变了此次会议原先设定的议题。陈云为此功不可没。
   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决定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几个重大案件,如四五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二月逆流”、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以及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人的问题彻底平反,并撤销有关材料;决定对康生、谢富治进行审查。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必要条件。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这个讲话,实际上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指导思想。 
   1978年12月13日下午4时,中央工作会议举行闭幕式。会议取得的成果主要是,一致赞成从1979年起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次会议宣布,全党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是为天安门事件等7个重大历史遗留案件平反;三是肯定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批评了“两个凡是”;四是进行中央人事问题酝酿等。  
     中央工作会议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思想基础。会议结束后的3天后,即1978年12月18 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举行。 以这一天为标志,党开始了伟大转折,党的工作重心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转变,中国经济发展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经济总量2010跃居到世界第二位,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综合实力大为提高。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基本方针。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始终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虽然经济发展不是发展的全部,但它却是发展的核心。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总量的增长与质量的提高,始终是发展最核心的内容。
     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意味着什么?
    党的基本路线,按照邓小平的话说,是要管一百年的。中国目前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历史发展阶段没有变,中国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但仍然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不动摇,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动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坚持邓小平理论不动摇,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要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解决好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这样才能有效地促进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否则,我们将缺乏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物质基础。
   继续重申以经济建业中心,意味着什么呢?
  笔者作了一个简要概括,至少有以下一些内容:
   (一)发展不能够以政治运动为中心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曾经饱受政治运动之害,这个深刻记忆不是短期能够抹去的。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虽然经济有了一定的增长,但就全球发展分析,2021年中国人均GDP还不及世界平均水平。中国虽然已经完全脱贫,但脱贫还只是中国标准,与联合国贫困标准相比,中国解决贫困问题仍然任务艰巨。因此,解决14亿人口的基本生存问题,为他们提供基本的衣食住行等生活保障,基本医疗、教育和养老保障,仍然是执政党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
   (二)五位一体建设,经济建设是首位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总体布局,正式形成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九大站在更高起点上,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五个方面,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战略谋划,明确了我国未来30多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路径。但“五位一体”不是平均发力,而是有所侧重。经济建设仍然是五位一体的首要工作,是五位一体中最基础、最大量的工作。
   (三)意识形态应围绕经济建设为中心展开
   中国的发展不能够以意识形态为中心。恰恰相反,官方的意识形态和民间意识形态形成良性互动,都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若如此,需要大力弘扬法治;尊重经济规律、市场原则,国际上通用的规则;需要讴歌通过合法途径致富的千千万万普通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大力激发企业家创业热情,鼓励外资和港澳台企业参与中国经济建设;创造条件让一切生产要要素拥有者的积极性得以迸发;保护产权,特别是保护知识产权;等等。
   但更为重要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对一切不符合这一理念的旧的、不能够与时俱进、滞后于时代发展的意识形态进行清理,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程。只有主流的意识形态(官方与民间良性互动)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能最大程度地调动和激发人们的参与经济建设的热情,进而凝聚共识、增强信心。
  (四)为民营企业创造平等法治的环境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让市场参与的主体,特别是量大面广的民营企业家,个体、私营等中小企业主的积极性能够得到充分发挥。这需要创造平等的法治的市场环境,营商环境,所有的市场主体能够能够公平参与、公平竞争的环境,就需要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缩小行政垄断,限制公权力任性,让企业家对中国未来发展有清晰预期,而不是政策多变,口号常换,形式主义盛行。
 (五)营造和谐的国际环境
  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不仅需要国内有正确的政策,而且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从大的格局分析,良好和谐的国际环境也是好的营商环境重要内容。道理很简单,中国已经是一个在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大国,中国一心一意谋发展,搞建设离不开好的国际环境。
  如何营造好的国际环境,以下三方面认识不可或缺。
  一是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上个世纪80年代,经过冷静观察和客观分析,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国领导人改变了战争不可避免的估计,认为世界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是可能的。在此基础上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这一科学论断意义十分重大,影响极为深远。当下全球发展,这一论断仍然是适用的。
  
1974年4月9日,邓小平在第六届特别联大上发言

      二是永远不称霸。1974年4月9日,邓小平率团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并发言。邓小平向国际社会清晰阐明:“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邓小平这段话,应当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永远值得铭记。特别是在中国有一定实力基础以后,更应如此。
     三是不四面出击,不制造假想敌。既然中国一心一意谋发展,需要良好的国际环境,就不能四面出击,制造假想敌。道理很简单,国与国交往,你认为他是你的敌人,并且行动之,他真的就是你的敌人;你认为他不是你的敌人,并平等友好相待,他大概率的也不是你的敌人,很有可能能够成为你的朋友。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之所以能够创造好的国际环境,正是以此为原则,这样走过来的。
    六,全过程民主需要落实到位
   今年十一月,党通过的百年历史决议,提出了全过程民主,意义重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市场经济的主体,就是亿万人民群众,他们是市场经济的直接参与者。正是亿万人民的积极参与,才有中国市场经济的巨大活力。但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善治的民主政治保驾护航。这就需要把亿万人民群众参与的全过程民主落实到位,让每一项经济活动,人民都能够感受到真正当家做主,让每一项经济政策的制定,都能够有人民积极主动参与,并能够准确反映人民的意志。人民是每一个个体公民的集合,只有每一个公民个体意愿能够通过合法途径准确表达,并能够得到准确反映和体现,中国全过程民主才具有无限的使命力,并成为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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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剑

陈 剑

59篇文章 78天前更新

著名的现代化研究专家,人口学家,社会学者,政治学者。 1957年3月出生,安徽芜湖人。1982年毕业于安徽大学经济系,1986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先后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工作。1997年7月调入北京,先后担任北京市人民政府研究室副主任、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等职。 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首席专家,中国改革20人论坛执行主任,全国工商联参政议政委员,北京市委讲师团专家组成员,北京交通大学等多所大学兼职教授。 出版著作3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500余篇。一些专著、论文和决策咨询文章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 2015年以来主要著作:主编《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解读》、专著《中国生育革命记实(1978-1991)》(2015)、专著《国家重构-中国全方位改革路线图 》(2015)、主编《北京协商民主的理论与实践》、主编《建设常态现代国家——中国改革报告2015》(2015)、主编《京张冬奥发展报告2016》、主编《中国公民读本》(2016)、主编《京张历史文化及当代发展》(2017),主编《中国新的社会阶层研究》(2017),主编《解码京津冀——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报告》(2018),《中国基层协商》(2018)等。 在现代化、经济体制改革、区域经济(京津冀、长三角等)、人口研究、奥运经济和协商民主等领域的研究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研究领域也涉及传统文化、社会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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