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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剑
 
至少有几位朋友向我咨询,网上盛传的《国军52军浴血诺曼底,中国终获五常席位!》的文章 ,究竟有无依据,历史真相如何?稍微熟悉抗战史的人士当然会对此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因为确实有些狗血。写作者也很清楚自己的文章属于搞笑类的文章。
1940年,日军占领了越南切断了滇越交通线。52军隶属于第9集团军驻防云南,负责滇越铁路以东边境的守备任务。从1940年下半年起直至1945年8月,52军一直在云南边境,从未有一兵一卒去过欧洲,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也没有派过任何一个部队去过欧洲参战,哪怕是以观察员身份。事实上,诺曼底登陆期间,正是中国抗战最艰难时期,1938年年底,中国就丧失了所有的出海口,不可能有运兵船运载上万人去夏威夷,去欧洲。滇缅公路就是在出海口被日军封死以后开始建设的。
网上资料显示,几位资深老军迷处于调戏果粉的目的炮制了这么一个文章,没想到就是这么一个缺乏常识的钓鱼帖影响甚大。但为什么这篇钓鱼帖会在社会产生一些影响呢?不能不佩服作者挑选的52军确实有一些传奇。或许正是这篇文章在网上广泛扩散的原因之一。
一. 52军的前世今生
52军到底是怎样的一支部队?笔者撰写的《正面战场国军十大主力》一文中,把52军列入国军正面战场的十大主力之一。52军素有“国军第六大主力”之称。因其善于长途奔袭,绰号“千里驹”。
52军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所属六个教导团。1930年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所属六个教导团编为教导第二师,后改称教导4师,从这支部队逐步扩编出第2师,第25师等。抗战全面爆发后,1937年8月,52军成立。军长关麟征。成立之初,下辖第二师,师长郑洞国;第二十五师,师长张耀明,以后又下辖195师,师长覃异之。军长关麟征和三位师长,在抗战时期都有卓越表现。都属于抗日名将。
 
52军首任军长关麟征
 
在抗日战场上,52军先后参加过1933年长城抗战(52军前身的第2 师、25师);全面抗战爆发后,参加了1938年的台儿庄会战,武汉会战、1939年长沙会战,1941年后的中越边境防御。特别是台儿庄会战,52军与杨森20军合作,包抄了日军第5师团坂本支队,将其消灭一部后击退,给台儿庄正面守军消灭日军第10师团濑谷支队立了大功。正因为此,1938年 6月,关麟征升任第三十二集团军军团长。1939年9月,张耀明继任军长。日军进驻法属越南后,1941年初,关麟征率率第9 集团军52军、54军由湖南经广西入云南,这支装备优良的精锐国军在滇南守备国境达4年之久,使日军不敢轻举妄动。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52军入境越南,在河内、海防接受日军投降。
在中国抗日战场上,52军战绩辉煌,列入国军十大主力当之无愧。但就传播的影响力而言,如果与国军五大主力相比,甚至与第十军,第一军,乃至桂系的钢七军、川军杨森的20军相比,影响力或许都有些逊色。52军之所以有些影响,有些传奇,主要是在解放战争后期,很大程度上是近年来从台湾传入陆。且与下列三个事件有关:
(一) 营口撤退
抗战胜利后,52军攻入东北。与林彪部交手后接收沈阳。后进军安东(丹东)。1946年10月新开岭战役,下辖25师几乎被全歼。辽沈战役时, 1948年9月,52军于辽阳存粮拟坚壁清野,准备长期固守。10月15日,杜聿明在沈阳向蒋介石建议“以营口为后方,必要时可保辽南”的方案,蒋介石默许。52军军长刘玉章抓住这个机会,极力怂恿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实现这个方案,以脱离廖耀湘兵团司令的节制。最后经卫立煌许可,未随廖耀湘兵团西进解锦州之围,同意南下抢占营口。这是52军最终能够撤退的关键。借林彪专注辽西围歼廖耀湘兵团之际,刘玉章率部于10月23日拂晓,52军从辽阳、鞍山出动,24日黄昏抢占了营口,并修筑防御工事。占领营口,对国民党军来说就是打通了一个通道,对52军来意味着有了一个活命口。
远在河北西柏坡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数次电示东北野战军司令部,要控制营口,阻塞敌人海上的逃路。中共中央军委从10月24日开始,接连几日给“东总”发电指示。10月24日24时,中共中央军委给林彪、罗荣桓并告高岗、伍修权的电报:“五十二军一部且已进占海城、牛庄,则敌人准备以营口为其两条退路之一,已甚明显。敌主力在黑山、北镇地区被我歼击时,其溃逃部队亦可能退向营口。因此,你们仍应从各独立师中抽出一部向南,歼灭鞍山、海城、牛庄之敌,并控制营口,阻塞敌人向海上的逃路。
52军拿下营口后,刘玉章严令全军严密封锁消息,使辽南解放军对这股部队的东向不太知情。1948年10月27日,当四野7 个纵队还在辽西全力围歼廖耀湘兵团以主力时,在中央军委多次催促下, “东总”派9纵和辽南独2师东渡辽河,日夜兼程,急进营口,断敌逃路。9纵(詹才芳)在围歼廖兵团后期,即廖兵团尚未全歼时奉命南下抢占营口,7纵(邓华)、8纵(段苏权)及辽南独2师则是在28日歼灭廖兵团之后星夜兼程南下营口的。二十九日,8纵先头部队,大约一营兵力,由牛庄向营口前进,及午后抵达石桥子阵地前,未曾竟料到52军在严密荫蔽下,突然然以炽盛火力奇袭,先头营官兵几全部牺牲。
四野9纵司令员 詹才芳
 
10月31日黄昏,9纵25师与敌小股警戒部队交火,追击至石桥子,其1个团追至金家屯、青堆一带遇到敌有组织抵抗。我军5个团被52军1个加强营堵住,规定时间内未克!11月1日,9纵26师及配属的重炮团进至营口以北,占领阵地。9纵27师进至营口以东,占领阵地,准备围攻营口。国民党52军2、25两师早有准备,为掩护从营口西面的海上撤退,52军背水为阵,以攻为守,从晚上8时开始,五个团以团为单位向我军发起反攻击,争取撤退时间。52军官兵也知道再无退路,拼命反击。大胆地对第9纵队进行反攻,全线逆袭。其中两个团攻占9纵27师8团团部,双方激战至14时。9 纵因远袭疲劳,未带重武器等原因,战斗不利。9纵25师师部被攻破,我军一些战士被俘。刘玉章以一部作掩护,与前来救援的国民党海军几艘登陆艇和商船“渤海号”汇合,打乱建制塞进船里,1日夜52军开始登船,撤离营口。7纵、8纵、辽南独2师于11月1日到达营口以北。2日拂晓部署完毕,7时发起总攻,敌军未登船部队被歼灭。计:52军2师大部、25师1个团、军属输送团。52军军部及25师大部登船撤离,2师一部分600余人也乘其他船逃离营口。
11月2日,东北野战军占领营口;10日,占领锦西、葫芦岛。12日收复承德。至此,东北全境解放。由于52军在营口逃逸,使四野全歼东北之敌的愿望落空。
(二)月浦阻击战
解放战争后期的京沪杭战役,其中上海战役的月浦阻击战,也是提升52军影响力的战役。
1949年4月20日 (农历三月廿三),南京国民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由此开始了渡江战役(亦称京沪杭战役)。这是人民解放军军史上规模空前的江河进攻战役。解放军的参战兵力,有第二、第三两大野战军的全部及第四野战军的第12兵团两个军,以及华东军区、中原军区的部分地方武装,共约120万人。在此情况下,国民党军几乎是一泻千里,溃不成军。但三野在上海战役的宝山一带却遇到了硬核。面对的敌军正是从营口败退到上海又经过休整和补充的国军52军。蒋介石十分珍惜东北战场遗留下的这支精锐。从营口撤离后未及两个月,人员装备均补充齐全。
1948年年12月下旬,52军奉命至上海布防,归汤恩伯统辖指挥。国民党将上海防卫区分浦西、浦东两个防卫区。52军负责浦西防务。52军军长刘玉章兼浦西防卫副司令。
在解放上海战役中,三野10兵团在上海宝山月浦镇进行的月浦阻击战实际是决定上海战役胜负的攻坚战。粟裕回忆:当时研究了三种作战方案,其中第三种是从上海两翼迂回,钳击吴淞口,封锁其海上退路,诱歼守军主力于市郊。由于月浦是吴淞、宝山的重要屏障,52军的防区是沪西的狮子林、月浦、杨行、国际无线电台、刘行、大场、罗店一线。刘玉章督率所部在此筑起密集的钢筋水泥地堡群,并在碉堡前方挖掘了大量注水泥坑,坑中布置机关。这些设计,易守难攻,我军势必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但可使市区少遭战火破坏,阻击敌军从海上逃走。经再三斟酌,参战部队28军、29军毅然选择此方案,坚决贯彻中央军委“瓷器店里打老鼠”的战略战术。
担任主攻月浦镇的是29军,前身是华东野战军第十一纵队,由抗日战争时期的新四军苏中军区部分部队逐渐发展而来的。第29军军长是胡炳云。担任主攻任务的是29军第87师,师长是张强生。87师的作战部署是:以260团主攻月浦镇;配属87师作战的85师253团从260团右翼予以配合;261团负责楔人月(浦)宝(山)公路,截断月浦敌人的退路,并协同260团攻歼月浦之敌;259团的任务是攻占月浦旁边的叶大村,并伺机夺取长江边敌人重点防御工事狮子林炮台。
 
第三野十兵团29军87师师长张强生
13日凌晨2时,各部队到达指定地域。担任主攻的260团进入月浦镇北的主攻位置;261团则进驻月浦镇北侧,同时在月宝公路担任警戒;253团进入月浦西南实施助攻;259团则后续进入月浦至狮子林之间的叶大村敌人据点的阵地前沿。这时,月浦镇(包括叶大村)已在我军4个团的三面包围之中。
5月13日凌晨, 260 团冒雨快速插到月浦镇北端。在夜幕掩护下挖掘工事,直把交通壕、掩体挖到离月浦街七八十米处。此时253 团在奔袭途中从俘虏口供中得知敌军在月浦镇没有多少工事,便乘夜大胆向前穿插。当晚部队进入月浦街旁的一片“坟地”,在细雨中发现“坟头”一个挨一个。253 团就地待命,团指挥所就设在“坟场”中部。于是就地安营、休整。但到天亮时才发现,这些“坟茔”,竟然成了一座座钢筋水泥地堡。已经深入地堡群的团领导赶紧组织部队撤离,但为时已晚。 “坟包”变成了恶魔,喷射着火焰。全团向月浦街以西发起两次攻击,均被敌人多层火力阻止。敌军52军的火力封锁了通往月浦镇的各条道路,指战员们英勇牺牲,往前冲的战士纷纷倒下,伤亡甚大。
经过两天多时间的激战,15日,我军终于以很大的代价占领了月浦镇。15日是敌人反击最激烈的一天。汤恩伯急令国民党吴淞方面陆、海、空军拼命向月浦反击。黎明时分,停留在黄浦江上的10余艘敌舰和步兵的火炮就向我军阵地狂轰滥炸,炮弹倾泻而来,敌我展开了激烈的拼杀。
与此同时,28军第83师主攻刘行,初战受挫于52军25师73团一营,后再次向刘行守敌发起攻击,最终攻占刘行镇,全歼守军。28军第84师对杨行的攻击因52军工事坚固、火力强,一时难以拿下。该师第252 团只好先攻占杨行以西的朱家宅,敌军在飞机、坦克、大炮的配合下,集中兵力向我第252 团阵地实施反冲击。第252 团指战员终因深入敌纵深后立足未稳,难以抵御敌猛烈炮火和集团兵力的反击,被迫退至朱家宅一线。最终阵地被突破。252团在撤退中损失600多人。
经过近10天战斗,才等到总攻时刻。5月23夜,解放军从四面八方向上海守敌发起总攻。此前,粟裕接到敌情侦察报告:敌军总司令已登上吴淞口外的军舰,他判断敌军即将撤离上海,决定提前发起总攻。当夜,解放军10个军分别从东、西、南三面进攻市区。第25军、第28军、第29军、第33继续强攻杨行、月浦地区。值得一提的是,当日在总攻发起前, 5月23日下午,解放军在宝山战场用山炮群,对位于月浦25.32高地的52军阵地实施摧毁性轰击。根据《宝山县志》,25.32高地位于月浦东南,为敌军固守月浦地区的最后支撑点,除了工事坚固,还可瞰制月浦全街区,作为反击基地,并可屏障吴淞、宝山的通道。主攻此高地的解放军第29军通过夜以继日地作业,把工事一直挖到敌军碉堡前约50米处。5月23日17时,解放军山炮群打头阵,对敌军阵地实施摧毁性轰击。约一小时后,解放军的爆破手又炸毁10多座碉堡工事,战斗小组紧跟其后冲击,激战半小时后,解放军占领全部高地。27日,上海全境解放。
解放上海战役1949年5月23日战况。
 
上海战役中,我军共歼国民党淞沪守敌15万余人,其中29军歼敌1.2万余人,我方伤亡为33685人,牺牲的烈士7785人。其中解放军指战员7613名,地方志士100名,随军支前干部和民工72名。一半以上解放军,即4000多牺牲在宝山。其中,月浦阻击战牺牲2000余人。担任主攻的第260团伤亡惨重,只剩64人,253、259团也损失惨重,259团团长胡文杰、253团政治处主任王里等阵亡。时任29军参谋长的梁灵光后回忆:“这种不怕强敌、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精神真是惊天地、泣鬼神。”
三野10兵团28、29军在月浦、杨行、刘行一线受挫,使得敌人保全主力的军事战略得以实现。5月24日,吴淞口外军舰上的汤恩伯,密令其嫡系各军及各特种兵部队登船撤离上海。包括第52军在内在高桥、吴淞一带地区陆续登船离开, 使汤恩伯的主力大部得以撤退到大陈岛等地,最终撤往台湾。三野在月浦受挫,在上海的国民党宣传机器大肆“祝捷”,称为”月浦大捷。电影《战上海》对此有所体现。
 
2002年5月27日,上海宝山区月浦镇人民政府在月浦公园兴建了纪念碑,纪念5月27日上海胜利解放。
 
原国防部长迟浩田为月浦阻击战题词
碑文全文
1949年5月13日凌晨,我解放军第29军87师及85师253团奉命向月浦发起进攻。我军将士置敌军坚固工事与海空优势于不顾,频频发起攻击,经过两昼夜鏖战,于15日拂晓攻占月浦街区,并固守阵地近10天。23日,在兄弟部队支援下,一举攻占月浦东南高地,打开了通往吴淞的大门,为上海战役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基础。
此战,259团长胡文杰,253团政治处主任王里等两千名指战员壮烈牺牲。
为解放上海而英勇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三)拟出兵朝鲜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韩国总统李承晚,美国远东军总司令兼“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在第一时间邀请蒋介石派兵参加朝鲜战争。1950年6月26日中午,美军驻台湾军事联络组在组长费尔备带着麦克阿瑟的亲笔信件在台北阳明山会见蒋介石。就台湾出兵朝鲜问题转达了麦克阿瑟的意见。蒋介石同费尔德等人从外交到军事、从保卫台湾到援助韩国等各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决定派遣第52军(约3.3万人)立即做好开赴朝鲜战场的准备,并对第52军各级军官的配备、兵员装备的补充和部队的运输等问题作了研究。
 
蒋介石 与刘玉章
 6月27日下午,陆军总司令孙立人在台北陆军总司令部小会议室召集有关人员开会,传达了蒋介石关于派第52军前往参加朝鲜战争的指示,并决定由郭永任军长,做好入朝的准备。52军前任军长、台湾北部防守区司令官刘玉章于28日下午在52军军部召集了营以上军官会议,传达了蒋介石、孙立人等人的指示。但美国总统杜鲁门否决了麦克阿瑟建议。在韩战期间,美国总统前后三次拒绝了蒋介石出兵朝鲜参战的请求。美国政府认为,如果允许国民党军入朝参战,虽然在朝鲜半岛的局部战场上可以暂缓一个军事上的危机,但对于美国的全球战略格局将产生不利的影响。可能造成美国与盟国的分裂,引发美国与中国的全面战争,甚至造成美苏在亚洲直接对抗,最终导致台湾陷落,进而危及美国西太平洋的防御体系。
美国政府基于上述的战略分析,不想为了朝鲜半岛的局部利益而导致台湾这艘“航空母舰”的陷落。因此,在美国全球战略的棋盘上,蒋介石出兵参加朝鲜战争的图谋没有实现。但台湾三次准备出兵朝鲜,首先考虑的就是52军。52军3.3万人已经全部换上了美国提供的全副美式装备,随时准备出兵朝鲜。这意味着,在蒋介石眼里,在台湾军界看来,52军是台湾最具有战斗力的王牌部队。虽然52军实际并没有参与朝鲜战争,但上述安排提升了52军作为台湾王牌部队的地位。
1954年7月1日,52军番号改编为第八军,1956年更动番号为第三军,1976年先更动番号为第十一军,再改为第六十九军。1989年军级单位裁撤,时驻地为台北。
二. 52军军长刘玉章。
52军历任军长从成军至撤台初期为关麟征、张耀明、赵公武、梁恺、覃异之、刘玉章、郭永。而带领52军从营口撤离,在上海与三野血战宝山的军长是刘玉章。
刘玉章,字麟生,1903年出生在陕西省兴平县。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黄埔前几期毕业生中,唯有一期和四期战将如云,四期毕业的国共两党两军的名将有:林彪、伍中豪、刘志丹、段德昌、张灵甫、胡琏、王世英、文强、李弥、李运昌、罗列、袁国平、郭化若、倪志亮、洪水、曾中生、谢晋元等。刘玉章特点是,从最基层起步,历任排、连、营、团等职,是一步一个叫脚印从战场上杀出来的战将。
(一) 抗战有功
刘玉章黄埔军校毕业后,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30年率部参加中原大战,参与讨冯之役;1933年在第2师任营长时,参加长城之战的古北口之役抵抗日军。刘右臂中弹负伤。他的军旅生涯共负伤五次,据传有四次是在抗日前线负伤。另外一次受伤在中原大战时。伤愈后,头发脱落,从此获得“刘光头”的绰号。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刘玉章担任第二师上校团长,隶属新组建的第52军。52军在参加台儿庄战役时,刘玉章奋勇作战,又两度负伤,先被炮击震倒的墙压伤,撤退时又被日军飞机炸伤。在台儿庄战役中,他提出了“短距离、短时间、集中火力”的作战战术。之后又随52军参加过武汉保卫战。1941年,52军调防云南,刘玉章已任第2师师长。
 
抗战期间的刘玉章
(二)内战有过
1947年5月至1948年3月,东北我军发起夏、秋、冬3次攻势中,刘玉章晋升为第52军军长,1948年9月22日,刘玉章晋升为中将。无论是在内战初期担任52军2师师长,以及后来担任军长期间直至营口撤退役、月浦阻击战,刘玉章作为蒋介石的嫡系,死命效忠蒋介石,成为我军的劲敌。在内战战场上,刘玉章有过。
撤往台湾后,1953年刘玉章调任台湾中部防守区司令。1954年任金门防卫司令官,1957年调任陆军副总司令后,金门防卫司令一职再次由胡琏出任。1958年,刘玉章入美国参谋大学特别班进修,1960年12月,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1970年6月25日,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同时被聘为“总统府战略顾问”,并宣布退役。1981年4月11日,刘玉章病逝于台北。
(三)治军有方
近期2015年台湾出版的《近代两岸十大名将领导风范》,在大陆也引起了一点反响。作者介绍编写的宗旨与特色说:“国共战争曾是我历史上一个令人惊悸与痛苦的烙印,也是形成当前海峡两岸分治的重要因素。过去双方在政、经、军、心各方面的严重对峙下,仇视多年,并透过教育、宣传方式极力贬抑对方。本书重新用客观、理性的态度来检视国共战争时期双方的军事将领,择取十位“将军中的将军,元帅中的元帅”,介绍他们的生平事迹、人格风范与领导特质。遴选了国共双方各五名将领。国民党将领是“国军的纳尔逊——黄百韬将军”、“卫青再世——邱清泉将军”、“金门恩主公——胡琏将军”、“巴顿第二——刘玉章将军”、“东方隆美尔——孙立人将军”;中共将领是“红军之父——朱德元帅”、“红军政工——罗荣桓元帅”、“红军军神——刘伯承元帅”、“红军儒将——陈毅元帅”、“红军骠骑——粟裕大将”。此书把刘玉章列入国民党五大将领之列,作为一名职业军人,刘玉章治军有方,确实有过人之处。
刘玉章自己总结的作战特点:
1.指挥官位置超前人人奋勇当先作战,战斗间,那里危险就到那里,各级指挥官在战备行军时的位置,向前推进一级,即连长要在尖兵排先头,前卫营长要在尖兵连先头,团长要在前卫营先头,师长亦在前卫团先头,因此对前方的情形地形,提前明了,把握战机。
2.‘当面指示重于命令下达’:使部下彻底了解情况,以期贯彻,加深其责任感。
3.全面督战,在火在线,谁退人人都可以打死他。
4.三不打,看不见不打,瞄不准不打,打不中不打。
上述刘玉章总结的作战特点,体现在52军 作战风格上。以营口撤退为例,1万多人撤退,只有三艘小船,船上只有立锥之地,挤得像沙丁鱼罐头 。刘玉章担心混乱,上船之前格令:各排班长须在先头,到达上船入口处时,连排班长即停止,监视本连排班士兵,依次全部上船后,再随后最后一人跟进,营团师军长,同此类推 。由于训练有素,52军军部及25师大部居然井井有条的登船撤离。再比如,52军平时十分注重军事训练。月浦之战,刘玉章率部在此筑起密集的钢筋水泥地堡群。工事完成后,52军在阵地上反复实施预期战斗中各种训练。格外注意射击训练与夜间战斗。由于注重平时训练,提升了部队战斗力。从治军角度分析,刘玉章有其自己特点。
三.综述
52军在抗日战场上战绩辉煌,是一支值得尊敬的英雄部队。解放战争时期,由于蒋介石政权违背了人民意愿,52军追随蒋介石走向了人民对立面,成为人民解放军的劲敌。但最终难逃败退和失败的命运。
52军无疑是国军的一支劲旅,有丰富的作战经验。1945年9月后,国共开始争夺东北。从山东、河北、江苏汇聚的东北民主联军实力显然不敌美式装备的国军主力。52军在东北与我军多次交手,给我军制造了不少的麻烦。初期打了一些胜仗。例如1945年11月,猛攻山海关打开通向东北的大门;1946年2月,在安东(丹东)与四纵程世才部争夺摩天岭,最后以52军胜出打开进出安东的唯一门户,1945年6月,参与对四平的进攻,取得了一战四平的胜利。以后败多胜少。东北民主联军在与52军较量的过程中,也学习并掌握了包括52军在内的国军部队的一些作战特点,因而从初期的失败,到后期的越战越强,最终解放东北全境。
我军总结过52军作战特点:守备和野战均强,一般军官指挥能力较好,守备中能组织反突击,有一定突击力。战斗应对能力强,见形势不利及早逃窜。 “快动、猛打、穷追”。这是52军的作战方针。这也是以前国军对共军作战中少见的。52军敢于打近战、突袭。遭遇强敌时有‘我方愈静则敌愈怯’的据守态度。这些战术特点对东北民主联军原先那些习惯于游击和‘便宜仗’的部队都产生了一些影响。此外,52军所属部队虽然屡次遭到重创,其中25师还被解放军歼灭了两次,以后又重建,但能够迅速形成战斗力,说明52军十分注重部队的日常训练。
国共在东北战场上的争夺,短短几年中,蒋介石投入东北地区几十万大军,包括国军诸多精锐。例如新六军、新一军、70军、60军等,除部分起义外,例如60军,大部分被歼灭。唯一成建制逃出战场的,只有刘玉章的第52军(25师和军部)。这固然有幸运成份,但也与该军主帅对局势把控到位,抓住机遇,与该军有较强的战斗力有关。此外,东北我军在合围廖耀湘兵团战事尚未结束之际,派9纵堵截(战事结束之后又迅速派了2个纵队前去围堵),实际有很大风险。再加上时间上难以形成合围之势,让52军钻了空子。
在上海战役中,52军对手是粟裕的28军和29军。52军驻守的是一片平原,无险可守。为此,52军在防御方面大做文章。通过每隔三百公尺构筑钢筋水泥碉堡一座,利用斜射侧射构成火网。碉堡外围,均构筑野战工事,由于早做谋划,工事隐蔽,又有海空军配合,确实给28军、29军进攻带来麻烦,但由于缺乏友军配合,难以持续,最终只得落荒而逃。
营口撤退和月浦之战,52军面对的我军主帅分别是林彪和粟裕。无论是林彪或粟裕,在台湾的国民党的军人看来,这2位都是共军的战神,52军与2位战神交手,虽然损兵折将,但没有全军覆没,还能够小有斩获,最终能够悄然撤离,已经十分有脸面了。再看看昔日的五大主力,早已灰飞烟灭。52军自然成为一种神话的存在,成为台湾的王牌。实际上,无论是在营口,或是宝山,在我军强大的碾压态势下,52军虽有还手之力,但也只能抵挡两个回合就败下阵来,大部或部分被歼灭,难逃败退命运。但在兵败如山倒、失败情绪笼罩下的台湾,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的部队中,有52军这样军史悠久且能够与共军主力抵挡两个回合的部队已属于稀缺资源,台湾需要制造神话,自然把52军看作神话般的存在。
(作者为军史研究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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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江海寄余生,”谈’国军第六大主力’的52军  “,凯迪社区 -猫眼看人 ,2004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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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剑

陈 剑

59篇文章 78天前更新

著名的现代化研究专家,人口学家,社会学者,政治学者。 1957年3月出生,安徽芜湖人。1982年毕业于安徽大学经济系,1986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先后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工作。1997年7月调入北京,先后担任北京市人民政府研究室副主任、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等职。 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首席专家,中国改革20人论坛执行主任,全国工商联参政议政委员,北京市委讲师团专家组成员,北京交通大学等多所大学兼职教授。 出版著作3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500余篇。一些专著、论文和决策咨询文章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 2015年以来主要著作:主编《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解读》、专著《中国生育革命记实(1978-1991)》(2015)、专著《国家重构-中国全方位改革路线图 》(2015)、主编《北京协商民主的理论与实践》、主编《建设常态现代国家——中国改革报告2015》(2015)、主编《京张冬奥发展报告2016》、主编《中国公民读本》(2016)、主编《京张历史文化及当代发展》(2017),主编《中国新的社会阶层研究》(2017),主编《解码京津冀——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报告》(2018),《中国基层协商》(2018)等。 在现代化、经济体制改革、区域经济(京津冀、长三角等)、人口研究、奥运经济和协商民主等领域的研究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研究领域也涉及传统文化、社会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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