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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重前行可大任——工农兵学员评述

笔者连续刊发了“国之骄子老五届”和“命运多舛老三届”,正准备刊发新三届的文章,但突然发现自己有重大遗漏。紧随老三届之后的“工农兵大学生”又称“工农兵学员”,同样也是共和国不可或缺的群体。他们中的大部分已远离人们的视野,但仍有一些成员活跃在共和国舞台上,并扮演较为、甚至十分重要的角色。这一群体是当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他们,认识他们,对这一群体给予符合史实的客观评价,是准确认识当代中国重要内容。因而有必要对工农兵学员作一整体分析评价。
一.史无前例的社会实验
上个世纪70年代出现的工农兵学员,应当看作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社会实验,也是一次需要认真总结的尝试。虽然持续了10年,只招生了七级学员,大约95万学员,却影响着中国之后几十年,而且至今仍在受影响。
(一)思想溯源
为什么会有工农兵学员,需要对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脉络作一疏理。笔者在上一篇“命运多舛老三届”中写道,1968年9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同志为《从 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一文写的编者按。编者按指出大中学毕业生必须接受“再教育”。这导致了老三届和20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但大学还要不要办呢?这是一个问题,也是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相联系的一个问题另一面。毛泽东同志此时考虑十分成熟,他的回答是,“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从有实践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人民日报,毛泽东1968年7月21日的指示)。毛泽东同志这一思想,与他多年的观点, “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书读多了害人,的确害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二)上海机床厂的探索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提出“关于工程技术人员的来源问题:“他们认为除了继续从工人队伍中提拔技术人员外,应该由基层选拔政治思想好的,具有两三年或四五年劳实践的初、高中毕业生进入大专院校学习。”“挑选这样的青年进入大专院校的好处是:政治思想基础比较好;有一定的实际工作能力,有生产劳动的经验;一个初中、高中毕业生,经过几年劳动,大约在二十岁左右,再经过几年学习,二十三四岁就能独立工作。而培养一个大学毕业生到工作岗位后,还要经过多年实践才能独立工作,因此选拔有实践经验的知识青年到大学培养符合多快好省原则。
上海机床厂培养程技术人员的道路,完全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所作的探索,得到毛泽东同志高度认可,并在报告上做出重要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个批示被称为“七二一指示”。
这段批示深深印刻在笔者脑海,也困扰笔者50多年。困扰的问题是,中国作为一个20世纪现代国家,大学要不要办,怎么还是一个问题?毛泽东同志给出最终答案是可以办,但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人文社会科学,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宗教学、人口学等,以笔者理解,看来是没有必要办的,也没有必要设置,有毛泽东思想武装即可。
“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这是毛泽东同志几十年一以贯之的认识。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国社会改造大师,用了不到30年实践,成功地对中国社会进行了颠覆性的改造,实现了历史性的改朝换代。在他看来,很多学问实际没什么用处,很多大师实际也没有什么学问。
上海机床厂的经验和毛泽东同志指示发表后,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1968年9月,上海机床厂创办了“七二一工人大学”,这所大学的学员由车间推荐。课程设置为毛泽东思想、劳动、军体及专业课等。专业课结合本厂的典型产品或科研课题组织课程,自编教材,自选教师,按生产顺序分阶段进行教学。学员全脱产学习,但参加工厂的政治运动,定期回车间劳动,毕业后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七二一工人大学”的经验很快推广到全国各地,大、中型企业纷纷办起了自己的“七二一工人大学”。
(三)实验由试点推广全国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报告》中有关“学生条件”的规定为:
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此外,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招生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分配的原则为,学习期满后,原则上回原单位、原地区工作,也要有一部分根据国家需要统一分配,等等。
上述文件说明,”推荐“是这一文件的关键词。由于提出的要求弹性大,有很大的解读空间。实际上是谁掌握了推荐权力,也就掌握了解读权力。工农兵学员生源来自五个方面: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青年干部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文化程度只需要初中文化程度及以上即可。工人、农民中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也就是说,低于初中文化,小学甚至半文盲也是可以接受的。虽然也招收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但不是生源主力,只是注意招收。
上述五方面生源,后来也有一些变化。特别是青年干部,后几届几乎不见踪影。解放军战士,主要集中在部队院校,地方一些医学院校也占有一定比重。但多数高校,这一比例逐渐下降。知识青年,在后几届这一比重则逐渐提升。
1970年10月15日,国务院电报通知各地。部分高校开始试点招收“工农兵学员”,入学文化条件是“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而有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文化程度的限制;当年共计招生41870人。自此直至1976年,全国前后共招收7级学员,总计约95万人。一些高校到1980年初学员才毕业。时间跨度前后十年。
这是严格按照毛泽东同志指示进行的一次史无前例的社会实验。这个实验结果如何评价,在后文作一分析。
二.张铁生事件及其影响
张铁生事件是这场社会实验的重要插曲。
(一)生源质量堪忧
由于强调政治表现和丰富的基层实践,文化程度一开始就被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初中学历的生源成为工农兵学员的主体。1971年北京7所院校所招学生中,高中文化程度占21%,初中占78%,高小占0.6%。武汉大学招收的新生中,文科有45名是初小程度,理科有30%是高小程度,甚至还有加减乘除也不认得的文盲。
由于不重视文化知识,很多学生入校后又忙于阶级斗争,“上大学、管大学和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成为最初几批学员的使命。但毕竟文化程度太低,许多学员毕业了还达不到中专水平。如何既能够符合社会实验意图,又能够提升工农兵学员的水平,一个重要选项是提升学员入学时的文化水平。
1973年邓小平复出,对两年前开始的推荐办法进行了修订,增加了“文化考试”内容。这一年,高等学校招生除需经过评议推荐及审查、复查外,还要进行语文、数学、理化三科的书面文化考查,地、市命题,县(市)主持,采取开卷形式。尽管这次招生对象还只限于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但这已是重大进步。可以凭借知识上大学了!很多人奔走相告。那一段期间笔者也十分忙碌,作为此时高一学生,大约半个多月时间,笔者每天晚上给几位关系要好的只有初中毕业的在工厂工作的考生、也是哥哥姐姐们进行辅导。辅导的内容是数学、物理等。几位考生参加考试都取得了较好成绩。这是六年期间唯一一次考试。但好景不长,张铁生事件出现了。
(二)张铁生事件原委
1973年6月30日,辽宁兴城县知青张铁生在参加大学招生考试时,在试卷背后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信,交了一份被视为“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随后,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一夜之间他成了名噪全国的反潮流英雄。
张铁生在最后一场理化考试中,整张试卷题他只会做3道小题。成绩公布:语文38分,数学61分,理化6分。虽然成绩差,但足以说明他当时并未交白卷。
他自知理化成绩不好,就在考卷背面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信,
“本人自1968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质工作。每天近18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27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
“几个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什么,总觉得实在的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虽然很浅,但我印象很浅,有2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
”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白塔公社考生张铁生。 ”
张铁生这封信,实际是一种情绪抱怨:自己很忙,平时没有时间复习,希望能够给予机会。笔者在当时是抱着极大同情心看这封信的。但这封信被人利用了。放在时代大背景看,这封信严重阻碍了邓小平对招生制度改革的努力。
  
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张铁生的信
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张铁生信,另加编者按语:“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红旗》杂志转载时发表评论,说搞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张铁生成了”四人帮“一块可以打人的“石头”。历史就是这样诡异。孤立地看,张在考卷上写一段给领导的信发发牢骚,可以理解,也属正常。但这封信被他人利用,张成为打人的“石头”,个人如何把控就十分关键。
高考结束后,张铁生顺利地被铁岭农学院录取,1975年1月,张铁生当选四届人大常委。1975年11月29日,当教育界大刮右倾翻案风时,张铁生再一次以“反潮流精神”挥笔上阵,此时张铁生已被绑在“四人帮”的战车上,无法左右自己。
“四人帮”被粉碎后,1983年3月23日,辽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公审张铁生反革命案件。在法庭辩论时,他说自己在复杂的路线斗争中,犯了该宽容和谅解的“错误”。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1991年10月6日,张铁生刑满获释,一年后,张铁生在妻子和朋友的鼓励下开始了他的经商生涯。
(三)生源质量后期有所提升
1973年邓小平为恢复高考制度的努力,虽然出了张铁生事件,但这些努力并没有完全白费。甚至相反,“白卷英雄”引发全国对文化考试究竟是否有必要的思考。此时,文化革命进入中后期,“九一三”事件后人们也有更多思考。
学生文化水准过低,各院校也为生源质量发愁。为保证招收到符合条件的学员,各院校后来提了一些建议,包括多从上山下乡两年以上的知识青年中招收新学员,实行推荐加考试的方法,招收相当于高中毕业文化程度的学生入学,在大学设预科,补到相当于高中毕业水平再升入本科等等。可以作这样一个判断,七级学员,生源质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有所提升,到了1975,1976年的生源,更有了明显提升。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1976级12月入校。1977 年,邓小平做出了恢复高考的决策,工农兵学员随之停招。1980 年年初,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走出了校门,工农兵大学生从此成了历史。  
1993年国家人事部、国家教委联合下发教学厅字[1993]4号文件。其中规定,对于1970-1976年进入普通高等学校的大学生(当时规定普通班学制暂为2至3年),学习期满毕业时已由学校颁发了毕业证书,国家承认其学历为大学普通班毕业。该时期进入高等专科学校的则为专科毕业。   
三.总体评价
总体评价分为两个部分。
(一)对社会实验的评价
 如何评价这一史无前例的社会实验?可以这样说,这是作为诗人的毛泽东与作为政治家毛泽东二者融合的杰作。始终坚守”卑贱者最聪明“的毛泽东心系中国普罗大众,为劳动者鼓与呼,自然得到了中国普罗阶层的怀念。这一社会实验自然有其合理成份,特别是如何为普罗阶层鼓与呼,在当下中国仍有着十分重要意义。笔者在自己的小文”命运多舛老三届“中,提到了一个被人们忽视的群体——回乡的老三届。工农兵学员一个重要来源来是贫下中农。笔者在农村插队时了解,虽然工农兵学员推荐制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毕竟为回乡知识青年提供了一个改变自身出路,提供向上一个可能。中国是一个城乡二元结构严重不公平制度,从农村走出去上高校,虽然有走后门等问题,但也不排除招收了相当一部分农村优秀青年。政策执行的是哪里来哪里去,但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就是国家人,拿工资,是国家干部。这对回乡知青来说无疑具有具大的诱惑力。
大学从工农兵中招收大学生,与1966至1970五年完全停止招生相比,显然有进步意义。这个社会实验也能够找到一些合理成份,但总体分析,在为中国普罗阶层提供学习机会的同时,这个社会实验却在更大范围内制造了社会不公平,是严重的社会不公。他堵死了无数莘莘学子,无数有才华的年青人上大学的机会,并严重违背了教育发展规律,科技发展规律。为什么邓小平1977年恢复高考得到了亿万人民的普遍拥护支持,正是顺应了亿万人民心愿。而这一社会实验,不仅没有提升、而是降低了中国教育整体水平,进一步拉大了中国与国际科技先进水平的距离。用现代化视野分析,这个社会实验阻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
(二)对工农兵学员整体评价
虽然这项社会实验并不成功,但对于95万工农兵学员来说,则应给予较为正面的积极评价。
曾经有那样一群人,在跌宕起伏的命运面前,他们没有气馁,没有被淹没。这是一群吃苦耐劳、谦虚谨慎、为人低调、关心集体、热心公益的群体。这一群体,无论以怎样的方式入学,绝大多数学员都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且十分努力。并在各自不同起点上取得了明显进步。
他们来自中国基层,了解中国国情和人民的需求。他们顾全大局,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连在一起。接地气,了解基层需求,是这一群体显著特点。如果从政,这一特点有利提升人民认同度。
95万工农兵学员,虽然基础不一,水平参差不齐,但接受三年及以上教育后,他们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亟需人才。他们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他们在各自岗位上不断努力,参与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为中国社会40多年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这一群体中,有一些基础厚实、志向远大的学员。三年或三年半的学习,实际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平台。他们努力抓住,并勤奋努力。在北京大学,季羡林、冯友兰等大家都曾给学员执教。因此,有心学习、自制力强的学员是有机会得到难得的教育。特别是1975年和1976年入学的同学,他们在校期间,国家历史掀开了新篇章,大学学习氛围愈益浓厚,更促使他们勤奋学习。1976年级学员更甚。走向社会后,他们抓住一次次发展机会,或报考研究生,或出国深造,或勤勉从政。与老五届、老三届一样,工农兵学员同样走出了一些著名的科学家、思想家、国务活动家等。例如在科技领域,有在疫情防控中表现优异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院士(浙江医科大学,1970至1973年);有既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也是副国级领导人陈竺(江西省上饶地区卫生学校,1975年至1977年)等。更有一批担当大任的领导人,包括省部级、副国级,甚至正国级领导人。例如正国级领导人张德江(延边大学,1972—1975年 )、王歧山(西北大学,1973-1976年)、王沪宁(上海师范大学干校,1972-1977年)等,他们是当代中国发展的一部分,并影响了当代中国发展。
共和国大厦是一代人一代人前赴后继建造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也有一代人的局限。当年工农兵学员作为社会实验样本是个人不能左右的,虽然历史已经证明这项社会实验并不成功。但这一群体每一个人积极努力,在不同的起点上为中国现代化做出贡献,值得后人铭记。他们与老五届一样,同样是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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