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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剑 著名的现代化研究专家，人口学者，曾担任北京市人口研究所顾问，全国党校校人口学会秘书长。著有《人口素质概论》、《中国生育革命纪实》等十多部人口与计划生育专著。主编的《人口控制的理论与实践》一书， 曾被推荐作为全国党校人口学教材。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公布，2020年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中国妇女生育率水平之低超出预期。全面放开生育有了厚实的生育率基础。
需要对总和生育率作一说明。总和生育率（英文中称：total fertility rate，简称TFR），指妇女按照某一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育龄期，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这种生育率计算方式，是一种假定，假定妇女在整个育龄期都按照某一年的年龄别生育率生育，她所生育孩子的总数。如果一个群体，年龄结构较为稳定，可以近似理解为妇女平均生育的孩子数。
一．总和生育率为1.3意味着什么？
2020年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意味着什么呢?
（一）意味着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已经进入全球最低国家之列
美国中情局预测2021年全球227个国家或地区生育率，其中生育率最高的5个国家都在非洲，生育率预测最低的倒数5名都在亚洲，都属于中华文化圈。依序为香港（1.22）、澳门（1.21）、新加坡（1.15）、韩国（1.09）、台湾（1.07）。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2021年4月14日发布的《2021年世界人口情况报告》，韩国总和生育率为1.1，在198个国家中排名第198，连续两年倒数第一名。
此外，世界银行和一些权威的人口研究机构给出的数字大致相近。中国大陆1.3，都表明中国进入了全球生育率最低国家和地区行列。
（二）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低生育陷阱
国际学术界将一般把低于更替水平（总和生育率2.1）的生育率称为“低生育率”，当总和生育率低于1.5时称为“很低生育率”，低于1.3时称为“极低生育率”。也就是说，中国已进入“很低生育率”这个位次了。
“低生育率陷阱”是奥地利学者鲁茨于2005年提出的。该理论认为，一旦总和生育率低于1.5，那么生育率如同掉入陷阱，扭转生育率下降趋势将会变得很困难甚至不可能。
2010年六普以来，中国总和生育率首次低于1.5，是否会持续低于1.5，还需要对今后几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就中国妇女生育数据分析，1.3的生育率还不是稳定的生育率，今后还会继续下降。因为在生育率数据中，还包含了正在逐步消失的二孩堆积效应。所谓的堆积效应，是指此前曾因政策限制而无法实现的二孩生育意愿在短期内集中释放。
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自1978年计划生育政策开始之后就一直下降。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2016年总和生育率短暂冲高至1.7，较2015年明显上升，但2017年又开始下降，2018年明显下降至1.5左右，2019年基本持平。
问题严峻性在于，目前生育主力，是22岁到35岁的女性。2020年对应的育龄妇女年龄段，是在1985到1998年之间出生的女性。十四五期间，旺盛期育龄妇女年均减少620万，2035年降到2亿以下，2050年降到接近1亿。
（三）意味着中国即将进入人口零增长进而负增长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由于中国妇女生育水平低，2020年中国新出生人口为1200万，比2019年下降了18%，比放开二胎2016年下降了33%。成为新中国有记录以来新出生人口和出生率最低的一年（仅高于1961年出生人口1187万）。对比六普和七普资料，十年间我国人口增加7205.4万人，增加5.38%，年均增加0.53%。这表明，受育龄妇女规模缩小、生育意愿持续下降等因素长期累积影响，“十四五”时期我国人口规模虽然保持增长态势,但增幅将持续缩减，即将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
何时进入人口负增长，笔者认为，大体时间也就是2025年左右。 数据说明，十四五期间总人口预计年均增量为100多万，按此测算总人口峰值可能在14.20亿，也就是在目前人口总数上多出近1000万。2019年，我国死亡人口998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14‰ 。今后一段时期，中国每年死亡人口大体每年一千万左右。这也就意味着，只要出生人口低于1000万，人口就会进入负增长。
如果没有强力的政策干预，中国的新出生人口有很大可能在未来几年降到1000万以下。
二．如何抵制“低生育率陷阱”
中国生育率下降原因，除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外，还有以下一些原因：一是中国城市高房价，极大压抑了城市夫妇的生育意愿；二是中国儿童的教育压力和养育成本之高，世所罕见。中国独特的高考制度等因素，导致妇女精神压力大，家庭教育支出居高不下。此外，中国生育环境不容乐观。在产假制度、幼托机构以及女性平权等方面，还有很多短板需要弥补。例如，中国缺少托儿机构。由于养育成本高，导致了妇女生育率低，北京和上海的户籍人口的生育率2010年只有0.7，中国城市化率比较高的东北地区，生育率也只有0.7。
此外，影响中国生育率下降的因素还有，妇女婚育年龄的显著推迟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女性受教育程度大幅度提高有很大关系。七普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化率达到63.89%,比六普上升14.21个百分点。城镇化推动经济增长，也促进生育率下降。中国的高等教育程度人口大幅度增长，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六普的8930人上升为15467人。育龄人群中高等教育比例上升，特别是女性接受高等教育人群的显著增加，即使各类教育程度的生育率不变，结构的变化也会造成整体的生育率明显下降。
第七次人口普查公布的中国育龄妇女生育意愿为1.8，与日韩相比，这个数字也低得可怕。世界银行调查数据，从2000年至2012年，日本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2.41-2.60个从2006年至2014年，韩国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2.45-2.55个。可见，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显著低于日本和韩国。
伴随着进一步的城市化，中国未来的生育率还会继续下降，有可能成为全世界生育最低的国家，比中华文化圈的台湾、韩国、日本等所有发达国家和地区还要低。
三．生育政策全面放开
“低生育率陷阱”，意味着一旦进去，想要脱困就比较难。从国际情况看，有的国家在进入“陷阱”之后，又爬出来了，有的国家在经过挣扎出来之后，又重新陷进去。中华文圈的韩国、日本、台湾，尽管近年来一直鼓励生育，但仍深陷于低生育率陷阱不能自拔。
要走出低生育率陷阱，首先是生育政策全面放开。“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了“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或许预示了放开和鼓励生育的政策。笔者长期呼吁生育政策全面放开。实际上，生育政策全面放开，效果也不会非常明显。至多，每年会增加40万左右新出生人。
在笔者看来，生育政策全面放开最重要的理由，并不是每年出生人口数的急剧下降和中国即将进入低生育率陷阱，而是对人权和公民权利的尊重。２００４年３月１４日，“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庄严的宪法。而自由生育权利，正是公民的基本人权。生育政策全面放开，正是对宪法的尊重，对人权和公民生育权利的尊重。
只有生育政策全面放开，并大幅降低养育成本，让人们生得起并养得起孩子，才能够走出低生育率陷阱。不然，中国难以走出低生育率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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