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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九大人口问题与挑战——七人普数据分析

 
{作者简介}陈剑著名的现代化研究专家,人口学者,曾担任北京市人口研究所顾问,全国党校校人口学会秘书长。著有《人口素质概论》、《中国生育革命纪实》等十多部人口与计划生育专著。主编的《人口控制的理论与实践》一书,曾被推荐作为全国党校人口学教材。
 
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已经公布。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中国作为一个全方位转型的国家,正面临严峻的人口挑战。这个挑战,从宏观层面上分析,不仅包括经济、社会等等方面挑战;从中观层面分析,还包括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差异的挑战,从微观层面分析,还有家庭和婚姻的挑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是人们需要关注的。本文就此进行分析。
 
1. 如何跳出低生育率陷阱
 
2020年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中国已进入“极低生育率”这个位次了。意味着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已经进入全球最低国家之列,这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多方面挑战。
 
中国妇女生育水平持续降低,折射出的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也是“发展是最好避孕药”的生动写照。但生育率持续降低,会带来人口持续减少,人口结构失衡等方面的挑战。
 
中国总和生育率1.3是否会持续降低,需要对今后几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就中国妇女生育数据分析,1.3的生育率还不是稳定的生育率,今后还会继续下降。因为在生育率数据中,包含了正在逐步消失的二孩堆积效应。所谓的堆积效应,是指此前曾因政策限制而无法实现的二孩生育意愿在短期内集中释放。
 
2000年五普我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1.22,2010年六普下降到1.18,2020年七普由于“全面二孩”政策实行,为1.3。问题严峻性在于,中国目前生育主力,是22岁到35岁的女性。2020年对应的育龄妇女年龄段,是在1985到1998年之间出生的女性。十四五期间,旺盛期育龄妇女年均减少620万,2035年降到2亿以下,2050年降到接近1亿。
 
出生率持续降低,而且降低至全球最低水平,这对中国不仅是三千年之未有景象,也是中华文明五千年未曾经历的事件。未来如何演变,如何应对,考验着人们的智慧。
 
2. 人口自然增长即将进入负增长
与生育率持续降低相伴随的,是中国人口自然增长即将进入负增长。2020年中国新出生人口为1200万,比2019年下降了18%,比放开二胎2016年下降了33%。成为新中国有记录以来新出生人口和出生率几乎是最低的一年(仅高于三年大饥荒的1961年)。对比六普和七普资料,十年间我国人口增加7205.4万人,增加5.38%,年均增加0.53%。
 
受育龄妇女规模缩小、生育意愿持续下降等因素长期累积影响,“十四五”时期我国人口规模虽然保持增长态势,但增幅将持续缩减,2025年左右,即将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2019年,我国死亡人口998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14‰ 。今后一段时期,中国每年死亡人口大体每年一千万左右。这也就意味着,只要出生人口低于1000万,人口就会进入负增长。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人口进入负增长无疑是一个连续的过程,非短期能够改变,将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重大影响,如何适应,我们做好准备了吗?
 
3. 如何适应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的挑战?
 
生育率持续降低,带来挑战问题是,人口结构失衡加剧。七普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具有数量压力和结构挑战并存的长期趋势。从年龄结构来看,与六普时相比,老龄人口和低龄人口比例提升,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我国人口结构呈M型增长。
 
具体年龄构成是,0-14岁人口为25338万人,占17.95%;15-59岁人口为89438万人,占63.35%;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13.50%)。与2010年相比,0-14岁、15-59岁、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别上升1.35个百分点、下降6.79个百分点、上升5.44个百分点。目前,全国人口平均年龄38.8岁。
 
此次普查数据显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了4000多万人。在未来岁月里,劳动年龄人口会进一步减少。总体上看,虽然劳动年龄人口逐步减少,但随着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将日益提高。提高劳动者技能水平,解决岗位需求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将成为就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下降的同时,劳动年龄人口中,老年劳动力人口比重则持续上升。按照国际口径,劳动力人口为15-64岁。近十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中45-64岁组老年劳动力组人口的比重从2011年的33.74%一路增加到2019年的41.35%,十年上升了7.61个百分点,说明我国劳动力持续老化。而持续老化的劳动力群体,如何适应经济多方面的挑战,还需要积极应对。
 
4. 人口城市化高歌猛进,如何提升城市化质量?
 
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0199万人,占63.8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0979万人,占36.11%。与2010年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3642万人,乡村人口减少16436万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4.21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在这十年间,中国人口城市化年均增长1.42%。相比较1978年至1995年,中国人口城市化水平从17.92上升至28.51%,年均增长0.62个百分点;1995年至2010年,人口城市化水平从28.51%上升到49.68%,年均增长1.3 9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中国目前仍处于城市化高歌猛进的时期。
目前我国城镇化率依然偏低,联合国人口展望报告2020预测,203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70.6%。现在看来,联合国估计显然偏低,按照目前增长态势,中国人口城市化快速推进至少还有十年增长期。到2030年,中国人口城市化水平大体进入到75%至80%这一区间。这意味着,在今后的十年时间,中国将有2亿多农村居民流入到城市。而中国城市化持续增长,将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城市化水平持续提高。带来的挑战是,如何提升人的城市化水平,即提升城市化质量。特别是提升常住人口中,来自农村居民的公共服务水平。
 
 
5. 户均人口变动折射中国社会变化
 
七普数据显示,全国共有家庭户49416万户,家庭户人口为129281万人;集体户2853万户,集体户人口为11897万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62人,比2010年的3.10人减少0.48人。
前六次人口普查平均户规模
 
中国家庭户规模跌穿3,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转型重要显示。即2020年七普家庭户数据意味着传统家庭基本颠覆,即成为告别传统家庭的重要标志。
 
影响家庭户规模缩小的因素有:计划生育因素,人口流动,住房条件改善,年轻人婚后独立居住增多,丁克家庭增多,婚姻、家庭观念淡化等。是否与整个社会的进一步开放、同居者增多、工作紧张、性意识改变等因素有关,还需要作进一步分析。以婚姻家庭观念淡化为例,民政部一项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结婚登记仅813.1万对,连续第七年下降。
 
在生育率持续降低背景下,家庭户数的快速增长不仅推动了家庭户规模的缩小,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家庭结构,如单人户和夫妻户的比例大幅增加。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发布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从2015年起,我国一人户占比逐年增加,已经从2015年的13.15%增加至2019年的18.45%,我国家庭正呈现单身化趋势。
 
家庭户规模逐渐下降会导致家庭功能的缺失。家庭功能愈益社会化,家庭就会呈现离散化趋势,其承担抚育和养老的功能更加困难。未来发展中,中国社会是否会出现欧美国家同居代替婚姻的现象,还需要观察。但这方面迹象已有所显示。这或许意味着传统的家庭制度正受到威胁。
 
家庭户规模的缩小,影响是多方面的。整个社会风险意识会提升,对于任何或将导致重大伤亡行动,都会比之前更慎重;或许会影响中国未来的外交和国防战略,进而限制未来安全政策选项;传统家庭的解体,包括房地产业开发的户型、家具、汽车、电器等产业发展都必须重新设计,以适应新形势变化。
 
6. 如何应对银发浪潮持续提升的挑战?
 
中国老年人口总数在普查数据中第一次超过少儿人口数(60岁以上2.64亿,0-14岁的少儿人口2.53亿),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这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老年人更多且越来越多的阶段。中国老龄化问题进一步加剧。
 
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3.50%,人口老龄化程度已高于世界平均水平(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9.3%),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9.3%)。一般来说,14%是进入老龄社会(国内用中度老龄化社会表述)的标准。目前,中国人口老化程度已接近中度老龄社会标准。预计2022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就会超过14%,这意味着我国老龄化社会进入新的阶段。
 
未来中国不仅面临人口长期发展压力,还会面临规模庞大的养老及社保负担。老龄化是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的长期挑战。
 
中国人口老化主要呈现老年人口规模庞大、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老龄化水平城乡差异明显等特点。此外,城乡人口老龄化的倒置越来越突出。七普数据显示,农村60岁以上的人口比例为23.81%,比城镇高7.99个百分点,65岁以上17.72%,比城镇高6.61个百分点。如何为农村老龄居民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这无疑是一个艰巨的挑战。
 
挑战还有,人口老化将减少劳动力的供给数量、增加家庭养老负担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压力。但也促进了“银发经济”发展,扩大了老年产品和服务消费,有利于推动技术进步,给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7. 如何应对人口分布区域差异不断加大的挑战?
七普数据说明,中国人口空间分布正发生剧烈变化和重要改变。广东、浙江、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正成为吸引人口流入的主要区域。人口在向城镇、经济发达地区、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城市群聚集。从城市群来说,主要是向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 (特别是长江经济带的长三角、成渝城市群)集聚,且速度在加快。而整个东北三省,人口则在过去的十年持续流出。
数据显示,东部地区人口占39.93%,中部地区占25.83%,西部地区占27.12%,东北地区占6.98%。与2010年相比,东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上升2.1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下降0.79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上升0.22个百分点,东北地区下降1.20个百分点。
 
人口大量流入的区域,说明经济持续增长有吸引力和竞争力。而人口流出较多的区域,则会影响经济增长,影响区域之间平衡发展。如何缩小区域发展差异,将成为中国在完成脱贫之后面临的又一艰巨挑战。
 
8. 人口流动:中国正向“迁徙中国”转变
 
中国目前流动人口3.75亿。这是一个超出人们预期的数据。这数据告诉人们,中国是一个活力四射的国家,正从“乡土中国”向“迁徙中国”的转变。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结构,正发生深刻的变化。
 
七普数据显示,中国人户分离人口为49276万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为11694万人,流动人口为37582万人。与2010年相比,人户分离人口增长88.52%,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长192.66%,流动人口增长69.73%。
 
市场经济的活力在于要素的充分流动。劳动力作为市场要素的重要成分,其充分流动既反映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趋于不断健全和完善,也是中国经济保持持续活力的重要内容。流动人口基数庞大,意味着诸多商机。例如,对房地产业说,意味着租房需求巨大,势必带动房租上涨,对城镇房地产业而言无疑是利好。
 
与此同时,流动的中国,也给社会管理带来挑战,社会治理必须适应流动中国带来的挑战,需要构建整体性和动态性的流动人口的社会治理体系。
 
9. 人才红利能否得到较为充分显现
 
中国人口正从数量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转型。这其中,教育发展至关重要,也是人力资本的主要体现。同时,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也是影响妇女地位的重要因素。
 
七普数据显示,中国居民受教授程度不断提升。与2010年相比,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为15467人,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文盲率由4.08%下降为2.67%。随着中国人口素质的提高,中国“人口红利”将逐步减少,正逐步向人才红利转变。
中国居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进一步发挥人口资源优势,如何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如何通过人才红利逐步显示,推动人口和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健康发展,这无疑也是很大挑战。
 
从挑战看,中国在教育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需要把义务教育年限提高到12年;需要增加高等职业教育比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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