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原部长，好人阎明复去世，引发广泛反响。包括党的高层领导在内的社会各界纷纷表达敬意和缅怀。同时也让201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阎明复回忆录》再次受到关注。特别是《阎明复回忆录》对“九评”的评价，意义重大。本文就此作一些阐释。

一、如何评价“九评”

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人民日报在头版上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合署名形式发表总称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的论战》的九篇文章（通常简称为“九评”），同步发表在红旗杂志上。“九评苏共”也称“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九篇文章是：

《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1963年9月6日）；

《关于斯大林问题》（1963年9月13日）；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1963年9月26日）；

《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1963年10月22日）；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1963年11月19日）；

《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1963年12月12日）；
《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1964年2月4日）；
《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1964年3月31日）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964年7月14日）。

历史几乎过去了60年，今天如何评价“九评”？

1、邓小平的回答

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外长钱其琛，他在1988年12月1日抵达莫斯科。主要就柬埔寨问题与苏联外长进行交流，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钱外长。会见中，戈尔巴乔夫居然破天荒地提到：“在中苏之间发生了一些事情，苏联方面也有过错。”听到这番话的时候，钱外长怀疑自己是否听错了。在确认对方的回答后，钱意识到，这是中苏关系破裂以来苏联领导人第一次公开承认自己有错误。

1983年11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席希尔的谈话时说：“大论战我们发表了九篇文章，这些工作我都参加了。从现在观点看，好多观点是不对的。”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戈尔巴乔夫，提到了20世纪60年代的大论战，邓小平说：“双方都说了很多空话”，“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

中苏两国领导人都承认自己有错，这在中苏关系史上十分罕见。

2、《阎明复回忆录》的披露

1998年4月6～8日，由阎明复同志牵头，在河北召开了“关于20世纪60年代中苏大论战问题的讨论会”。重新研究上个世纪60年代发生的中苏大论战，是当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提出来。参加者会议的有来自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一些学者。也有一些是当年大论战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

《阎明复回忆录》对此次会议内容作了披露：会议认为，中苏大论战是历史悲剧，从总体上应该否定。大论战实际上是一场“空对空”、“左对左”的论战。在共产国际早已解散、各国党走独立自主道路的情况下，讨论什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就是“空对空”；而以中国的“极左”，反对赫鲁晓夫的“左”，就是“左对左”。

会议形成两个纪要。纪要认为，在国家关系方面，苏联责任更大；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责任更大。《阎明复回忆录》第912页）说到，“中国反对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为维护国家主权进行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这是对的。在意识形态争论方面，中国在大论战中坚持的观点基本上都站不住，因此中国方面的错误更多，责任更大。”能够坦率承认自身错误，实属不易，这样的结论更是振聋发聩。

二、“九评”的危害

大论战的消极后果非常严重。《阎明复回忆录》指出：“从中国方面来说，大论战害人害已，以害已更重。在国内，一是发展成’文化大革命’，陷入十年浩劫；二是准备战争，搞大三线建设，把原定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完全打乱。在国际上导致’三斗一多’，四面树敌，处境孤立，为了同苏联争夺影响，对第三世界进行超过国力的援助。”

与会者一致认为，大论战实际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为之做了“理论、舆论和政治准备”。书中这段话，讲得十分透彻。

“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支撑——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其形成和系统化因素，一个重要来源就是“九评”。特别是九评中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纪历史上的教训》一文中提出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十五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等内容，实际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雏形。最终成为文革爆发的主要理论支撑。并使左倾教条主义更加强化和泛滥，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灾难性损失。

“九评”作为发动文革的理论利器，从内容上看，除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严重的教条主义理解之外，还给马克思主义附加很多极“左”的东西。从文风上说，“九评”那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盛气凌人”的文风，那种“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思维方式，至今影响并没有绝迹。

当年参与“九评”写作的王力等人，在三年后也都进入了“中央文革小组”，继续充当文革的笔杆子。

三、“九评”主要错误

依笔者看来，九评不仅为“文化大革命”的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支撑，还在于意识形态一系列左的观念，这些观念影响深远，很多已浸入骨髓，至今并没有得到认真清理。

“九评”涉及内容很多，笔者这篇短文，仅就以下三方面内容作一分析：

（一）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

“九评”对斯大林的热情赞扬和高度评价，特别是九评中的第二评《关于斯大林问题》，“斯大林的功绩同他的错误比较起来，是功大过小的。他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九评”的这一评价经不起历史检验。

笔者认为，斯大林的错误主要有以下四点：

1、对社会主义民主破坏

在斯大林时代，稍有不同意见，有不同意见的人就有可能消失。列宁创建的民主集中制，在斯大林时代，只有高度集中，民主荡然无存。

2、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治

邓小平同志就曾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情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这说明斯大林破坏法制问题，已经严重败坏社会主义名声。

3、大规模屠杀平民

大规模对平民的屠杀，是斯大林执政期间的特点。在斯大林统治下，被蓄意杀害的平民总数约为600万人。人们熟知的1940年春天卡廷大屠杀，2万多波兰人死于苏军枪下。与中国相联系的是，1938年，斯大林有计划地对海参崴、双城子、伯力，海兰泡等地的中国30万原住民进行大屠杀。这些累累罪行，直至2009年12月，在海参崴近郊附近，筑路工人发现了万人以及大量尸骸才暴露。根据俄罗斯方面的调查，这些死难者都是中国人。与日本法西斯南京大屠杀相比，斯大林毫不逊色。

4、以苏联利益为全人类利益

在斯大林时期，无论是苏联，还是苏联人操纵的第三国际，都把苏联的利益作为最高利益。在中国，在党初创的一个很长时间内，如果不遵从这一原则，都会受到严厉制裁，例如陈独秀。斯大林对中国的伤害还包括，除了日本以外，苏联是第一个承认伪满州国的国家；直接操纵了外蒙古独立，把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等等。

对斯大林模式的评价：国家权力高度集中，领导人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这是斯大林模式特点。

经济上，斯大林模式将国家的经济完全操控在指令计划之下，片面发展国家的重工业，限制和剥夺农民的生产生活资料，农业长期得不到发展，全社会生产积极性严重不足，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

政治上，斯大林模式由国家最高领导人管理国家的大小事务，严重偏离了民主与法治轨道，群众无法监督领导人的决策，最后导致了个人崇拜等问题出现。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出现停滞和僵化是从斯大林时期开始的。历史已经证明，斯大林模式没有生命力。90年代初，苏东解体，实际宣告了这种模式彻底破产。社会主义要焕发生机与活力，必须摆脱斯大林模式，苏联的失败与中国的成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二）对赫鲁晓夫评价

“九评”对赫鲁晓夫的评价十分负面。但实践证明，很多评价都是错误的。例如，对赫鲁晓夫的“三和两全”，（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议会道路）和全民国家全民党）的批判，“九评”认为，赫鲁晓夫这种修正主义观点，是向帝国主义投降，是和资本主义同流合污，是在麻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人民的斗争意志。今天看来，这些批判是完全错误的。

对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做的秘密报告，《阎明复回忆录》表达了重要见解：“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产生的消极影响是次要的，积极影响是主要的。过了四十年再回过头来看，当时批判斯大林所造成的迷惘和动荡已经过去，而所产生的解放思想的意义是深远的。”(P906)

笔者以为，上述评价客观，经得起历史检验。

斯大林去世后的苏联：千百万人还关在劳改营和监狱里；农村农民过着赤贫生活，战后完全荒芜，技术上落后的工业，居民生活的低水平，国家与外部世界的隔绝。

苏联要向前发展，必须对斯大林模式进行改革。因此，“非斯大林化”成了赫鲁晓夫上台后的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

释放政治犯。据估计，在斯大林时代被关进集中营的有1200—1300万人。赫鲁晓夫从集中营释放“政治犯”，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为了使苏联社会有安全感，赫鲁晓夫对国家安全机构进行改组，并健全了司法制度，检察机关的职权逐步得到恢复，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并采取了一系列加强法制的措施。

社会主义可以有不同的模式。1955年6月赫鲁晓夫率苏联政府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赫鲁晓夫认为，社会主义可以有不同的道路，并承认南斯拉夫建设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他说：“如果你们认为你们的做法好，那我们祝你们成功”。

正是因为上述一系列改革举措，笔者对赫鲁晓夫的评价是，赫鲁晓夫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改革家，当然有缺陷。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改革一直是其主旋律。尽管他的改革主题不明，有时表现得反复无常，改革也没有形成广泛共识，但一直到他下台前，改革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赫鲁晓夫否定了斯大林个人的历史地位，意义重大。正是由于他的努力，人们对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给苏东集团乃至给全人类带来的危害，对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但赫鲁晓夫并没有完全跳出斯大林模式，赫鲁晓夫在内政和外交上做出一些新探索，也出现了一些失误。历史地看，他是国际共运中思想解放的开启者，开拓者，是一个有着一些缺陷的改革者。

（三）个人崇拜

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所作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对斯大林个人崇拜、严重破坏法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等问题上，持严厉批判态度。

在赫鲁晓夫看来，把一个人吹捧到具有神那样超人地步，这种做法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气味的。这种做法就是认为这样的人物什么都懂得，什么都了解，他能代替一切人思考，他什么都能做，他的行动绝对没有错误。

对于苏共20大批判个人崇拜，中国党一开始是肯定的，后来认为违背了列宁的领袖理论。毛主席把个人崇拜分为正确的和错误的两种。并认为，还是要一些个人崇拜。最终，文革期间，把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推到了登峰造极，至今影响仍没有完全消除。

个人崇拜更深刻的根源，与斯大林模式高度相关。在苏联出现对斯大林严重的个人崇拜，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由最高领导人个人品性决定的，重要的根源在于过度集权的政治与经济体制。这是一种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根源。